“精準扶小”政策頂層設計探究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摘要：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必須解決好政策精準度問題。“精準扶小”政策設計適應了高質量發展、社會資源高效配置的要求，也優化了產業結構。在“精準扶小”政策頂層設計過程中，需要把握好既要抓面、更要抓點;既要抓量、更要抓質;既要抓小、更要抓精的原則，從政策精細、項目精準、市場精選、工具精良、分類精確、服務精湛等方面提高扶持精準度，這亦是當前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率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中小企業;精準扶小;頂層設計
中圖分類號：F276.3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3.0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中小微企業這一微觀經濟群體已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黨中央國務院一直以來高度重視對影響和阻礙中小微企業發展的突出問題進行廣覆蓋、多舉措、強力度的政策傾斜，2019年4月7日又一次出臺了《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金融政策、財稅優惠政策、產業配套政策等“政策組合拳”，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誠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期，中小微企業整體的重要性與個體的弱勢地位并存，政策設計預期與政策執行效果存在背離，政策的供給與需求發生錯配，中小微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財稅負擔問題、產業基礎配套等問題依舊突出和嚴峻。這種“政策頻頻出”與“效果微微顯”的雙重局面，反映出政策效應離理想目標仍存在較大差距，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扶持政策普遍存在“大水漫灌”式問題，缺乏精準有效性。[1]本文對近年來國家各有關部門針對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金融、財政、產業等政策進行系統性梳理和回顧，以厘清“精準扶小”政策設計原則和具體措施，從而使“精準扶小”政策頂層設計更有精準度。
二、現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若干政策的文獻述評
?。ㄒ唬┲С种行∑髽I發展的金融政策評析
資金短缺制約中小微企業發展壯大最為突出的問題。以“一行兩會”為主的金融監管部門制定了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系列貨幣金融政策，以“銀證?！睘橹鞯慕鹑跈C構推出了紓困中小微企業融資痛點的系列扶持舉措。根據人民銀行和銀保監會的最新數據統計，截至2018年末，小微企業貸款規模為33.49萬億，普惠口徑小微貸款余額8萬億元。
基于間接融資的政策評析
一般而言，現代中小微企業僅僅依靠內部積累是難以滿足全部資金需求的，企業必須選擇外部融資。[3]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體的間接金融作為我國中小微企業外部融資支持的主要模式，這也決定了中小微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依賴于銀行信貸。[4][5][6]近五年來，人民銀行持續推出與小微企業貸款相掛鉤的定向降準貨幣政策，銀保監會（原銀監會）將原來的“三個不低于”調整為“兩增兩控”，推動商業銀行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服務支持。但是從實地調研情況看，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7]根據2018年國有六大銀行的年報數據統計，國有六大銀行在合計新增的5.130559萬億元貸款規模中，公司類貸款增加1.487608萬億元，占比不足三成;而投向了個人貸款的是3.118004萬億元，占比六成，其中個人住房貸款增加了2.533896萬億元。這也意味著國有六大銀行2018年度占據全部新增貸款49.39%的資金流向了房地產領域，數據背后不得不引起學者對信貸政策效果的深度思考。①
除了直接的銀行信貸支持外，票據融資借助于銀行信用對企業信用的補充，實現了銀企信用的有機結合，也成為中小微企業的重要融資渠道。[8]但票據融資在服務中小微企業過程中，仍面臨票據綜合結構、工具單一性、市場缺乏統一性、真實貿易背景等問題，阻礙了票據融資的支持力度，票據融資的層層嵌套也加大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9][10]
信貸擔保作為銀行信貸的重要增信措施，其核心功能是通過銀行和擔保公司合作機制提升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對稱性，增強中小企業融資的可獲得性。羅志華（2017）通過梳理來源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文獻顯示，只有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能夠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11]薛菁（2017）以問卷調查的形式對全國200余家融資擔保機構的數據進行統計并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互助性、商業性、政策性等三種擔保模式并存是符合我國國情的現實選擇，但融資服務效率表現了明顯的地區差異性，不同地區在制定擔保政策時宜采取差異化的融資擔保模式。[12]
基于直接融資的政策評析
在金融監管部門的改革創新推動下，我國金融體系已形成了多層面資本市場的格局，直接融資已成為中小微企業外源融資的重要補充渠道。在新三板融資方面，國務院批準設立新三板的初衷定位于為成長型、創業型、創新型的中小微企業提供掛牌融資系列服務，以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和機會。截至2019年3月31日，新三板掛牌公司達1.0349萬家，其中民營企業占比93%，中小微企業占比94%。②一萬多家企業中，6286家掛牌公司累積實現融資4808億元。但是，不少學者通過DEA模型實證檢驗發現，中小企業融資后效率與自身相比出現明顯下降，融資效率處于非DEA有效狀態，在新三板市場的整體融資效率并不高，與新三板設立目標相錯位。[13][14][15]其中原因包括了市場機制不完善、企業自身融資具有盲目性、融資目的不純、信用體系不健全等諸多方面。[16]在區域性股權市場融資方面，證監會對區域性股權市場的定位是主板市場、創業板與新三板的一個有效補充，為地方性企業或中小微企業提供債券轉讓、股權以及相關融資服務的交易所。區域性股權市場能為中小企業提供相應的直接融資條件。[17]但區域性股權市場存在地方政府盲目建設、監管不協調、市場分割、同質化嚴重、風險處置責任不清等問題，企業難以快速接受此市場。[18]在私募股權融資方面，私募股權有助于直接提升中小企業的投資效率，也間接改善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需積極鼓勵更多中小企業進行私募股權融資，但需要注意對中小企業的異質性問題區別對待。[19] ?。ǘ┲С种行∑髽I發展的財政政策評析
財政支出方面政策評析
財政支出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機制實現對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發揮政策效應。一是政府轉移支付機制。多數學者研究發現，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在支持對象、支持力度、支持方式等方面的政策效用最大化是需要約束條件的，否則補貼行為可能沒有很好地彌補市場失靈，反而扭曲了市場激勵機制、降低了市場效率。在支持對象方面，普惠式的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并不能取得最優的政策效果。財政資金支出因考慮受益中小企業范圍過廣而產生“撒胡椒面”現象，又可能因地方政府重點關照少數明星中小企業而產生“馬太效應”，以上兩種情形均影響了財政支出的配置效率。[20]特別是在政府研發資助的對象選擇方面，并非需要對所有研發類企業進行支持，應當把是否為潛在僵尸企業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因為資助會促使僵尸企業在短期和長期都變得更加糟糕，造成財政資源的浪費。[21]在支持力度方面，政府對科技方面的補助需要把握個“度”，在適宜的資助強度的區間內進行資助，才能將激勵效應發揮到最大水平。[22]Ram（1986），Grier & Tullock & PawlEvans（1989）指出財政補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區域內中小企業后績效的提高，但是補貼的力度至關重要，若財政補貼的規模合適則產生積極效應，反之產生消極效應。[23][24]Beason &Weinstein（1990），Lee（1996），Tongeren（1998）等研究結果表明，政府對中小企業增加補貼支出的力度不僅可能會降低企業效益的增長，還會出現企業發展速度減緩的情形。[25][26][27]政府實行全面貼息政策對產業升級并沒有發揮引導作用，而對優勢產能企業定向補助可推動企業轉型、產業升級。[28]在支持方式方面，劉素榮（2018）從政府補貼相關性分類計量的視角實證表明：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貼和與收益相關的政府補貼對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和研發激勵效應是不同的。[29]這種補貼支持促使企業因“尋扶持”而進行研發創新，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業創新供給，增加了創新的“數量”，但未提高創新的“質量”，對中小企業研發效益的影響具有滯后性。[30][31][32]其二是政府購買機制。劉政（2018）研究發現，政府購買能夠幫助中小企業獲取更多融資機會、降低融資擔保條件并最終緩解融資約束，且這種因政府采購引致的融資分配效應對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尤其明顯。[33]因此，充分利用政府采購機制選擇中小企業，打破大企業和國有企業偏好，可以支持中小企業獲取更多金融資源。
財政優惠方面政策評析
針對于稅收優惠政策在中小微企業中的效應問題，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結論，表現出了企業異質性特征。財政支出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機制實現對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發揮政策效應。從作用方式看，稅收優惠機制具體可分兩種情況，即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直接優惠側重于事后的利益讓渡，通過對中小微企業降低稅率、免稅，實現對最終經營成果進行稅收減免;間接優惠側重稅前優惠，通過加速折舊、研發與創新稅收抵免等影響稅基或稅額等不同要素的方式達到創新激勵的目的。于海珊（2016）利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方法實證研究發現，不論是投資還是融資，稅收優惠僅在高分位回歸正向顯著，而在低分位回歸中的影響效果并不顯著，這說明現有的稅收優惠政策依然對中小企業的投融資具有“累積效應”，在投融資水平較低的中小企業群體中稅收優惠政策無效甚至表現為負效應。[34]初創期中小企業中政府資助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大于稅收優惠，而成熟期中小企業中稅收優惠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大于政府資助。[35]張信東（2017）實證研究表明，政府必須意識到不同財政支持手段及其組合產生的差異化激勵效果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稅收優惠政策比政府直接資助對中小企業研發起到了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36]
（三）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產業配套政策評析
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通過產業配套政策資源激發產業鏈中小微企業的市場活力和創造力，優化市場營商環境，支持中小微企業轉型發展顯得尤為重要。歸納來看，學者主要研究重點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的產業配套政策。一方面，作為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產業配套政策，《中小企業促進法》于2002年6月29日頒布并實施，又于2018年1月1日全面修訂實施，這被歸類為宏觀調控法中的產業政策法之產業政策組織法，旨在通過產業組織結構的優化對中小企業進行傾斜性扶持，優化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促進中小企業自由公平競爭（沈偉，2018），從而實現國家產業政策導向。該法究竟是否發揮了作用及政策成效大小，僅根據中小企業的增長趨勢和經濟貢獻度等指標就判斷二者之間的因果聯系是不科學嚴謹的。[37][38]沈偉（2018）實證研究發現，《中小企業促進法》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作用有限，其立法目的未能全然實現，原因在于這部“政策法”主要起政策宣導和號召作用。另一方面，作為彌補市場缺陷的產業配套政策，中小企業信用信息系統的搭建尤為重要。目前，中小微企業信用的缺失和信息的不透明問題尤為突出，嚴重制約了貨幣金融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的有效發揮。其中，英國出臺的《2015年中小企業信用信息條例》強制要求英國中小企業信用信息進行共享，這對我國建立中小企業信用信息共享機制，推進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有一定的借鑒意義。[39]
三、“精準扶小”政策設計的原則及具體措施
?。ㄒ唬熬珳史鲂 闭叩囊饬x
“精準扶小”是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升級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提升市場經濟主體的市場活力和創新動力，提升全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中小微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市場活力和創新動力的驅動力量，經濟高質量發展將對中小微企業提出更高的發展質量要求?！熬珳史鲂 睂⒂欣趯⒔鹑?、財政、產業等有限資源要素向市場活力強、創新能力突出、符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優質中小微企業傾斜，精準扶持這些優質潛力企業提升發展質量，以適應整個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精準扶小”是發揮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要求
社會資源稀缺性決定了資源配置的效率需不斷提升。目前，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資源（金融資源、財政資源、產業資源）供給是有限稀缺的，而中小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對這些政策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這就需要對有限的政策資源進行高效調控和合理配置?！熬珳史鲂 闭哔Y源通過遴選并扶持一批生產效率優、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中小微企業，并根據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淘汰一批生產效率劣、科技含量低、經濟效益差的中小微企業，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精準扶小”是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客觀上要求傳統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產業的微觀經濟主體通過技術和效益的提升來促進產業結構整體素質和效率向更高層次不斷提升，使之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熬珳史鲂 闭呖筛鶕┙o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引導和扶持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科創型、環保型、高端智能制造型等行業的中小微企業大力發展;同時，限制落后產能、落后技術、過剩產能等領域的中小微企業發展甚至淘汰，從而實現各行各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ǘ熬珳史鲂 闭咴O計原則
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既要抓面，更要抓點
中小微企業群體是最大的企業群體，分布在各行各業，對政策資源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截至2018年末，我國中小微企業群體數量約有2800萬戶，個體工商戶約6500萬戶。而政策資源（金融、財政、產業等）是稀缺有限的。文獻研究已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中小企業都必須要政策去支持，對所有中小微企業進行普惠支持也并未達到資源優化配置。因此，支持中小微企業的政策資源在匹配上，除了盡量照顧到大多數中小微企業的普遍需求痛點時，要避免“撒胡椒粉”式一味追求覆蓋面，而要抓住事關國計民生、新興行業、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領域為重要著眼點，為這些具有“閃光點”的中小微企業群體量身定制各項支持政策精準發力。
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既要抓量，更要抓質
通過文獻研究梳理發現，從中央到地方、從各部委到各部門在關于中小微企業解決其融資難融資貴、稅負成本、產業基礎設施配套等問題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規章和指導意見。從數量上來看，這些針對中小微企業的政策數量不亞于針對大型企業的政策數量，同時享受這些政策紅利的中小微企業數量也遠多于大型企業數量。尤為重要的是，支持中小微企業的政策“組合拳”更應該注重于對中小微企業的創新能力、服務質量、企業效益、發展潛力、營商環境等質量指標發揮更大的引導和幫扶作用。
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既要抓小，更要抓精
從市場經濟規律來看，任何大型企業都是從小逐漸發展壯大的，更有不少的中小企業生命周期不足3年。規模體量小的企業資源稟賦不足，在發展不同階段面臨各種各樣的資源約束，需要政府部門出臺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支持小規模企業發展壯大。支持小規模企業的主體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政策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在具體的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時要明確精準支持對象和目標，市場化條件下僅僅因為企業規模小就進行普惠支持是不科學的，應將有限的政策資源精準投向能夠增強市場活力、創新力并有潛力發展壯大成為大中型優質企業的“精品”小企業。這就需要對政策目標精準設定和政策措施精準落地。
?。ㄈ熬珳史鲂 钡木唧w措施
政策精細
文獻研究表明，政策精準有效性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間、不同行業間均存在顯著差異性，大而全的政策并不適應和匹配中小微企業的實際政策需求，且易導致政策資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配置。[40]支持中小微企業的政策制定過程中要充分結合政策扶持目標特征進行細化并小心求證，避免全而不精、多而不細的政策出臺。其中，貨幣政策要嚴防“大水漫灌”式流動性供給，而需通過定向降準、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切實將金融資源流向中小微企業;財政政策要結合不同行業屬性、企業性質、發展階段、經營狀況等多維度進行有條件減稅降費，更加注重發揮財稅政策導向和杠杠效應，而不是簡單的政府轉移支付補貼，避免造成“平均攤、大鍋飯”的現象;產業配套政策要針對每一個細分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地位進行定制，同時要根據最新國內外形勢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實現動態調整。[41]
市場精選
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相關政策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政策中所牽涉的市場主體和行政主體各自作用的發揮是有邊界的。其一，當政策執行中涉及的是市場化行為，市場主體則應遵循市場經濟基本規律。[42]如貨幣金融政策在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落實中，金融機構作為商業化市場化主體，對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支持需遵循金融風險管理理念篩選優質的中小微企業進行精準扶持，小中選優，保持一定的市場淘汰率，而不是也不可能實現對所有小微企業都提供信貸服務。其二，當政策執行中涉及的是行政化行為，行政主體應明確自己的服務邊界和管理邊界。如財政政策在針對中小微企業減稅降費的政策落實中，財政部門應明確與市場的邊界，在政策支持對象的申請標準、條件準入、審批許可、財稅核算等行政方面保障好政策的有效落地。
項目精準
中小微企業群體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中堅力量，針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扶持項目要與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相匹配。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以軍民融合產業、節能環保產業、高端裝備智能制造業、科技創新產業、新能源產業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能。[43]因此，針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扶持政策應積極鼓勵和引導中小微企業圍繞以上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不斷創新實踐，重點針對具有創新理念、創新市場和創新技術的項目進行精準扶持，以助推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的實施。
工具精良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最新的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物聯網等先進技術工具在中小微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貿易過程中得以廣泛運用和深度改造，中小微企業的各種相關信息實現網絡化和數字化。因此，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可以通過“互聯網+服務”，可借助于最新數字技術手段，實現對中小微企業的監管方式和服務方式日益透明高效，從而降低對中小微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更好地通過優惠政策服務好中小微企業。諸如，在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工具賦能下，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有望不斷降低，“信息缺口”不斷縮小，數字小微金融將比傳統小微金融在思維、模式、技術等方面更具優越性，更好地紓困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44] 分類精確
我國中小微企業數量眾多、涉及行業廣泛、發展質量參差不齊，面臨的問題各異，對“精準扶小”政策有效性將產生不同程度影響。因此，精準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需要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的基礎上，根據中小微企業的異質性特征建立和完善全國范圍內各地方各行業中小微企業大數據庫，通過企業名錄加強名單制分類管理，并逐步打破中小企業的信貸信息、納稅信息、行政信息等“數據孤島”，實現企業數據庫信用跨部門共享。在此基礎上，根據宏微觀條件狀況動態設定差異化和定制化的扶持政策標準和門檻，通過精確分類遴選重點扶持對象，以支持扶持政策的制定和評估提供精準信息決策參考，也有效規避中小微企業的政策尋租問題。
服務精湛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政府在中小企業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應當積極向“服務型政府”和“有為政府”進行轉變。在相關政策的落實過程中，各相關部門和機構應樹立“用戶思維”，把政策所支持的中小微企業作為服務用戶，多深入中小微企業用戶生產經營第一線，及時掌握企業用戶政策需求痛點，總結合積累服務經驗，增強服務中小微企業的能力，把該管的事管到位、該提供的服務提供到位，確保各項扶持政策有效落地。
參考文獻
[1]陸順等.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與貴的策略[J].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15，（1）.
[2]Hongyu LI. The Research of External Financing Op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J].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2，（3）.
[3]林毅夫，李永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1，（1）.
[4]ALLEN F，QIAN J，QIAN M.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
[5]翟勝寶，張勝，謝露等.銀行關聯與企業風險——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4，（4）.
[6]張瑾華，何軒，李新春.銀行融資依賴與民營企業創新能力——基于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數據的實證研究[J].管理評論，2016，（4）.
[7]王嫻，劉亞萍.化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題[J].中國金融，2018，（12）.
[8]湯瑩瑋.信用制度變遷下的票據市場功能演進與中小企業融資模式選擇[J].金融研究，2018，（5）.
[9]肖小偉，李亮等.對票據融資服務中小企業的幾點思考[J].金融與經濟， 2018，（1）.
[10]汪祖剛等.關于金融通道疊加成本現象、原因及治理研究——基于金融機構職能定位視角[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9，（3）.
[11]羅志華，黃亞光.西方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運行機制研究： 一個文獻綜述[J].經濟體制改革，2017，（2）.
[12]薛菁，鄧帆帆，肖敏娜.融資擔保機構服務效率地區差異與有效服務區間——基于不同模式擔保機構的調查[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7，（1）.
[13]劉榮茂，李偲婕.新三板中小企業低效率融資與目標錯位問題研究[J].現代財經，2016，（11）.
[14]廖艷，沈亞娟，楊選思.新三板中小企業融資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會計之友，2017，（11）.
[15]方先明，吳越洋.中小企業在新三板市場融資效率研究[J].經濟管理，2015，（10）.
[16]周海蓉.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J].征信，2018，（9）.
[17]趙亞明，張彤，衛紅江.多層次資本市場與中小微企業融資研究[J].金融教學與研究，2012，（6）.
[18]陳琪，劉衛.發展我國區域性股權市場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7，（1）.
[19]張永明，潘攀，鄧超.私募股權融資能否緩解中小企業的投資不足[J].金融經濟學研究，2018，（3）.
[20]何利輝，鐘瑋.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財政政策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6，（47）.
[21]欒強，羅守貴等.政府研發資助是否能拯救僵尸企業——基于上海市中小企業的實證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8，（10）.
[22]余菲菲，錢超.政府科技補助對企業創新投入的門檻效應—基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經驗研究[J].科研管理，2017，（10）.
[23]Ram R.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
[24]Grier K B，Tullock 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1951-1980[J].Journal Monetary Economics September，1989，（11）.
[25]Beasonr，Weinsteinde.Growth，Economies of Scale，and Targeting in Japan（ 1955-1990） [J].The Review of Economies and Statistics，1996，（5）. [26]Lee J W.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9）.
[27]Van Tongeren F W.MicroSimula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e to Investment Subsidies[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8，（20）.
[28]李志浩，劉昭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基于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視角[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8，（4）.
[29]劉素榮.融資約束下政府補貼對中小企業研發的激勵效應——基于政府補貼相關性分類計量的視角[J].技術經濟，2018，（1）.
[30]陳明明，張國勝，孫秀.國有企業、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供給——基于上市工業企業的實證研究[J].當代財經，2016，（10）.
[31]黎文靖，鄭曼妮.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宏觀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創新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6，（4）.
[32]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J].Research policy，2016，45（9）.
[33]劉政，王樂.政府采購如何影響中小企業金融資源獲??？——來自中國制造業的經驗發現[J].金融與經濟，2018，（9）.
[34]于海珊，楊芷晴.稅收優惠對中小企業投融資能力的影響[J].財政研究，2016，（12）.
[35]郭景先，苑澤明.生命周期、財政政策與創新能力——基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經驗證據[J].當代財經， 2018，（3）.
[36]張信東，王亞丹.政府研發支持與中小企業創新[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7，（1）.
[37]沈偉.法律可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嗎？——基于《上海市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立法后評估的實證分析[J].政法論叢，2018，（2）.
[38]丁賢，張明君.立法后評估理論與實踐初論[J].政治與法律，2008，（1）.
[39]吳杰.英國《2015年中小企業信用信息條例》解析及對我國的啟示[J].武漢金融， 2018，（5）.
[40]張秀利，祝志勇.中小企業支持政策的有效性檢驗及影響因素——基于23個省市388家企業的有序多分類Logistic模型分析[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5）.
[41]徐博歡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發展微型金融機構研究[J].西南金融，2019，（4）.
[42]陸岷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普惠金融發展路徑研究[J].金融理論與教學，2019，（6）.
[43]陸岷峰.關于金融本源及創新邊界的研究[J].當代財經，2018，（9）.
[44]陸岷峰，汪祖剛.數字小微金融的優越性與發展策略研究[J].天津商務職業學院學報，2019，（1）.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hailuomaifang.com/1/view-1491327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