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集中度、代理成本與銀行經營績效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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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依據我國上市銀行2003—2016年的數據，從委托代理視角出發，將代理成本引入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的分析框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股權集中度對代理成本和績效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之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股權集中度與第二類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顯著負相關，對第一類代理成本（業務及管理費用率）沒有顯著影響;第二類代理成本對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的關系起到中介效應。股份制銀行回歸結果與總樣本基本一致，而國有商業銀行與城商行中介作用不顯著。
　　【關鍵詞】  股權集中度;代理成本;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19）09-0045-04
　　一、引言
　　2018年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度變化，金融體系所處的環境越來越復雜。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銀行的穩定對金融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股權結構影響權利的分配，權力配置情況會顯著影響銀行的經營績效。自平安銀行上市后，至2015年上市銀行僅16家。而自2016年至今短短三年，又有12家城商行上市。因此，在新一輪商業銀行上市浪潮的背景下，研究銀行股權結構問題有助于選擇合理的股權集中比例，完善治理結構。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合理與否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研究其與上市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有助于銀行完善治理結構。
　　代理成本理論最初是經過研究代理成本與資本結構的關系而形成的，隨著理論的發展，代理成本理論逐步擴展到所有存在委托代理關系的經濟行為中。銀行作為特殊的企業，也存在委托代理關系。理論上我國商業銀行的國有產權、股份制改造、大股東控制等特點均可能產生比較嚴重的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的存在會對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績效的關系產生影響。所以，本文以上市銀行為研究對象，將代理成本引入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的研究體系，探討這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傳導機制，研究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的作用路徑，為改善銀行治理結構提供有用的參考。
　　二、文獻綜述
　　股權結構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一直備受關注。國內外的學者也從未停止過關于兩者關系的研究，但至今仍未達成一致意見。代理成本的概念由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正式提出，并提到代理成本會隨著內部股東股權比例的增加而減少，從而公司價值越高;反之，內部股東股權比例越低，代理成本越高。
　　基于我國商業銀行的特殊性，國內研究者側重于從不同的股權性質研究它們同經營績效的關系。祝繼高等（2012）運用城市商業銀行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高，銀行不良貸款率與經營績效負相關;獨立董事對銀行大股東的“掏空”行為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馬靜等（2014）發現股權集中度與上市銀行綜合績效之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騫磊（2017）運用11家上市銀行2008—2015年面板數據，從股權集中度和股權性質兩個角度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增加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銀行績效，且這種效應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線性關系;民營企業控股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較好，但是外資控股的銀行并沒有表現出預期的良好業績。劉丹和張兵（2018）利用2012—2015年的數據研究發現，不同性質的股權、不同的持股比例也對經營績效會產生不一樣的影響。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農村商業銀行的財務績效越好;非金融法人持股比例越高，銀行財務績效越差;政府性質股東持股比例越高，銀行的財務績效越差，但政府持股有利于提高社會績效表現。
　　綜上，以往研究雖結論不同，但都是直接分析了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績效的關系，很少有研究者從委托代理視角來考慮股權集中度、代理成本與銀行績效三者之間的傳導機制。因此，本文以上市銀行為研究對象，探討股權集中度、代理成本、銀行經營績效之間的內在傳導機制，了解其作用路徑。
　　三、研究假設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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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委托代理理論角度分析股權集中度和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股權集中度會通過影響兩類代理成本來影響經營績效。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問題實際上有兩類，第一類是在經營上，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問題;我國職業經理人市場還很不完善，經理人并沒有很嚴厲的外部壓力可能損害股東利益。第二類是在監督上，中小股東和大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大股東由于天然的優勢控制著公司的經營和管理，中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有力支持。當股權集中度較高時，一方面股東能夠有效約束管理層行為，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股權集中度過高，可能導致大股東謀求私利，侵占中小股東的利益，降低銀行經營績效。當股權集中度較低時，股權分散，中小股東由于監督成本過高、專業知識不足等原因，缺乏行權意識，既缺乏監督管理層行為的積極性，也沒有能力干預其行為，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矛盾突出。這種情形很可能導致管理層違背股東利益行事，不利于提高銀行經營績效。
　　在我國大型商業銀行中，股權集中度一般較高，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導致其投資行為可能傾向于特定政策項目，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關系可能不明確。但總體來說，銀行業有其特殊制度環境，商業銀行并購和股東資質監管往往是較為嚴格的，大股東控制權轉移的威脅通常比較小。當大股東持有較高比例股權時，他們會關注銀行的經營績效，注重銀行長遠發展，大股東與公司的利益越趨于一致。鑒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股權集中度與上市銀行經營績效正相關。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股權集中度通過影響代理成本來影響商業銀行績效。銀行的大股東可能將貸款優先貸給有利益關系的關聯方，導致貸款集中度增加，銀行經營風險增加。對于國有屬性的商業銀行，地方政府可能引導貸款流向地方國有企業等，貸款質量較好，降低不良貸款率。股權分散會加劇第一類代理問題，而增強股權集中度可以產生“監督效應”，有效約束管理者的不良行為。大股東有很強的監督動機，甚至參與日常經營管理，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決策質量?？傮w上來看，在“監督效應”和“利益趨同效應”下，提高股權集中度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上市銀行股權集中度與代理成本負相關。
　　假設3：代理成本在股權集中度和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間起到中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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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研究對象涵蓋我國上市銀行25家，部分銀行上市時間較短，但其數據仍具有研究意義，以這些上市銀行2003—2016年間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共得到173個樣本觀測值。數據均來源于各上市銀行的年報和國泰安數據庫。
　　2.變量定義。
　　（1）經營績效。本文選取了國內外學者研究中常用的權益報酬率（ROE）來衡量經營績效。長期的ROE水平可以衡量大多數行業大多數公司的盈利水平，銀行業也不例外。
　?。?）股權集中度。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CR1衡量股權集中度。
　?。?）代理成本。第一類代理成本，用業務及管理費用率AC1來衡量，反映管理層違背股東利益行事，謀取私利，在職消費引起的成本;第二類代理成本，用不良貸款率AC2來衡量，反映大股東進行高風險投資，關聯貸款或因某些政治目的進行貸款而造成的損失，不良貸款率越高，說明代理成本越大。
　?。?）控制變量。銀行規模Lnsize，選用銀行總資產的對數來代表其規模。同時引入資產負債率lev作為控制變量。
　　3.模型構建。本文旨在研究股權集中度對上市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借鑒溫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建立模型，研究代理成本對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關系的中介效應。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i、t中的i和t分別代表不同的銀行和時間，εi，代表隨機擾動項。第一步，檢驗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看兩者關系是否顯著，若α1顯著為正，則假設1成立;第二步，檢驗股權集中度與代理成本之間的關系，看關系是否顯著，若β1顯著為負，則假設2成立;第三步，加入代理成本變量，如果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變得不顯著，則說明代理成本對股權集中度和經營績效的關系起到完全中介效應;如果顯著性下降，則說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即在假設1、假設2同時成立的前提下，若γ1顯著為正、γ2顯著為負，且丨γ1丨較丨α1丨小，則代理成本的部分中介效應顯著;若γ1不顯著、γ2顯著為負，則代理成本的完全中介效應顯著。
　　四、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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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過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標準差四個指標對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頁表2所示，權益報酬率最小值3.74%，最大值30%，均值為15.9%，具體來看，權益報酬率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年份上。第一大股東的股權比例最大值67.7%，最小值4.36%，標準差18.7，說明各銀行第一大股東股權占比差距較大，國有商業銀行第一大股東占比較高，城商行股權比例較分散。第一類代理成本，業務及管理費用率標準差為8.59，說明各銀行業務及管理費用率差距較大。第二類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最大值為11.4%，最小值0.36%，國有商業銀行和城商行的不良貸款率明顯比股份制銀行低。銀行業務具有特殊性，資產負債率較高。
　?。ǘ┫嚓P性分析
　　考慮到多重共線性問題，對主要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結果見表3。主要變量間的符號關系基本符合預期，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經營績效正向相關，代理成本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反向相關。同時，各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問題。
　　（三）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構建面板數據模型，利用STATA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根據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分別對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權益報酬率、第一大股東股權比例與代理成本、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代理成本與權益報酬率進行回歸。由于國有性質的商業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的股權集中度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分別對全樣本和子樣本進行回歸分析。
　　模型1回歸結果見表4。從樣本總體來看，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的系數為正，與預期符號相符，且在5%的水平上通過檢驗，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1得到驗證。國有商業銀行和城商行樣本中，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影響不顯著，出現這種結果，可能是因為國有商業銀行和城商行股權集中度一般較高，第一大股東多為地方財政部門或其一致行動人（國有企業等），在經營過程中注重社會效益，更加關注地方經濟增長，保證社會治安穩定，而不是一味追求銀行本身利益，其決策行為常常傾向于特定政策項目，所以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關系并不明確。
　　模型2回歸結果見表5、表6。表5顯示了股權集中度與第一類代理成本的回歸結果。從樣本總體來看，股權集中度對第一類代理成本，業務及管理費用率沒有顯著影響。而國有商業銀行股權集中度與業務及管理費用率的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通過檢驗，有顯著正向影響，即股權集中度越高，業務及管理費用越高，原因可能是大股東和管理層面臨的控制權轉移的威脅較小，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存在費用過高的現象。
　　表6顯示了股權集中度與第二類代理成本的回歸結果。從總體樣本來看，股權集中度與第二類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的系數為負，與預期符號相符，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檢驗，有顯著負向影響，假設2得到驗證。股份制銀行實證結果與總體樣本結果一致。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集中度對不良貸款率沒有顯著影響，這是因為國有銀行大股東通常是財政部門或其一致行動人，股權比例本來就很高，貸款對象往往是國有企業或地方融資平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討論股權集中度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可能沒有意義。
　　模型3回歸結果見下頁表7。從總體樣本來看，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系數為正，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代理成本與經營績效的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檢驗，有顯著負向影響。三個子樣本中股權集中度變量的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模型中加入中介變量后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再顯著。股份制銀行代理成本系數都顯示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代理成本對經營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 　　綜上，將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聯合起來，分析中介效應，可以看到，在模型1中，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模型2回歸結果（2）中，股權集中度對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在模型3回歸結果中，加入中介變量后，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的影響顯著性明顯降低，而代理成本對經營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這說明第二類代理成本，不良貸款率是中介變量，對股權集中度影響經營績效起到中介作用。即股權集中度通過影響代理成本進而影響了經營績效，股權集中度越高，不良貸款率越低，經營績效越好。
　　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結果與全樣本基本一致，因為股份制銀行數目較多，股權比例分布也更為多樣，對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關系的研究也更有意義。國有商業銀行和城商行的實證結果未能驗證假設，這與其第一大股東的國有性質有很大關系，股權比例較高，經營過程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因此在這兩組樣本中未能判斷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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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用總資產報酬率ROA來衡量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重新進行回歸檢驗，得到的回歸結果與上述結果基本一致。另外，將商業銀行股權集中度指標用赫芬達爾指數（第一到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來衡量，實證檢驗的結果仍然一致。說明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上市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在參考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從委托代理視角出發，將代理成本引入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的分析框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股權集中度對代理成本和績效的影響。檢驗了代理成本對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關系的中介效應。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適度的股權集中有助于提高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目前依靠外部治理機制對銀行內部產生監控的作用還尚不明顯，因而提高股權集中度，可以使大股東的監督主動性得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完善治理機制，降低代理成本，促進銀行業健康發展。
　　第二，適度的股權集中能有效降低第二類代理成本，即股權集中可以降低不良貸款率，提高銀行貸款質量，保障股東利益，緩解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矛盾，改善銀行治理結構，但股權集中度與第一類代理成本的關系不顯著，即股權集中不能降低業務及管理費用率。
　　第三，第二類代理成本對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起著顯著的中介作用，即股權集中度通過影響代理成本進而影響了銀行經營績效，股權集中度越高，不良貸款率越低，銀行經營績效越好。隨著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東貸款決策更加謹慎，貸款質量得到提升，經營績效得到提升。
　　本文在研究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經營績效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兩者之間存在的內部傳導機制，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借鑒。但本文的研究結論尚存在局限性。國有商業銀行由于其特殊的性質，未能驗證本文假設，而且由于樣本的限制，我國還存在大量的城市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可能也會影響到實驗結論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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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于衛兵，女，中國海洋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會計理論與方法。
　　管曉，女，中國海洋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會計理論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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