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影響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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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成本管理作為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核心內容，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隨著對成本性態研究的深入，發現業務量上升時費用上升額與業務量下降時的費用下降額呈非對稱性變化這一費用粘性現象。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論從董事會構成、程序、結構三個治理機制層面揭示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的影響機理并由此提出研究假設，通過選取2012年前滬深兩市上市的A股制造業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以2012—2016年財務數據為依據，運用安德森（Anderson）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費用粘性，通過適當擴大董事會規模、控制董事會會議次數、完善“四委”設置三方面的董事會治理機制有利于抑制費用粘性。
　　【關鍵詞】 制造業; 費用粘性; 董事會治理; ABJ模型
　　【中圖分類號】 F406.72;F23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12-0024-05
　　一、引言
　　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日趨激烈的企業競爭需要管理者對產品的成本控制有更為深層次的思考，傳統的成本性態理論認為企業成本費用與業務量之間呈一種簡單線性關系，成本費用的變化與業務量的變化具有對稱性。但隨著對成本性態的深入研究，學者們發現，傳統成本性態理論不一定成立，有時業務量的變化引發的費用邊際變化率表現出非對稱性，即費用具有“粘性”。Anderson et al.[1]以美國上市公司的Selling、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SG&A成本，以下簡稱“SG&A”）與同期營業收入的變化進行回歸分析，發現當營業收入增加1%，SG&A增加0.55%;但當營業收入減少1%，SG&A僅減少0.35%，證實了美國公司的SG&A與營業收入變動的不對稱性，即反駁了傳統的成本性態理論，他們將此現象定義為“費用粘性”。
　　孫錚等[2]首次在我國引入“費用粘性”的概念，利用我國上市公司1994—2001年的財務數據研究發現：當銷售收入增長1%，費用增長0.5597%，而當銷售收入減少1%，費用只降低0.0578%，證明了費用存在粘性特征。自孫錚、劉浩將“費用粘性”概念引入國內后，國內學者主要圍繞三個方向開展了相關的研究，一是費用粘性存在性的研究。孔玉生等[3]研究證明中國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行為，并且劉武[4]研究指出不同行業其費用粘性也不同，費用“粘性”有顯著的行業差異。二是關于費用粘性成因的研究。萬壽義等[5]把成本粘性的成因總結為契約因素、管理層決策以及機會主義，劉媛媛等[6]認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加劇了企業的人工成本粘性。三是費用粘性影響因素及其后果的研究。梁上坤[7]認為媒體的關注對公司費用粘性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媒體關注程度越高，公司費用粘性越低。萬壽義等[8]從代理成本角度視角，研究表明第一大股東控制權越高，管理費用粘性越高。王睿等[9]認為在經濟換擋期，宏觀經濟增長減速會增強企業成本費用粘性。綜觀我國在成本費用粘性領域已有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圍繞成本費用粘性存在性及其成因，近階段主要圍繞成本費用影響因素及經濟后果與控制的研究。董事會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在成本費用控制上有著一定的影響，董事會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否影響管理者對成本費用的成本決策，從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是值得探討的一個課題。
　　二、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的影響機理及研究假設的提出
　?。ㄒ唬┒聲卫韺M用粘性的影響機理分析
　　股東同管理層的利益摩擦由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難以避免。300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應建立一套卓有成效的制度，從而解決兩者間的利益沖突。根據委托代理理論，受托人（管理者）由于理性經濟人的天性經常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他會選擇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去犧牲委托人的利益。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分權制衡的制度以此緩解代理問題。由內部制衡而形成的內部治理結構的主體是董事會、股東大會與管理層這三大主體，各自體現財產控制權、資本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作為連接股東與管理層的橋梁，董事會成為全體股東的受托人，直接對股東大會負責，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會直接對股東大會負責，董事會對公司重要（大）事項有決策權。按照委托代理理論，解決代理問題的有效途徑是約束和激勵。董事會既可以通過重大（要）事項的決策機制來監督、控制管理層包括成本決策在內的經營決策行為，防止管理層出于自利或機會主義傾向而進行的“帝國構造”，也可以運用激勵決策機制來促使管理層朝著有利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進行資源配置，優化成本費用決策，因此董事會的重大（要）事項的決策機制可以有效緩解委托代理矛盾和沖突，使得管理層的經營決策更趨科學性，進而直接或間接影響費用粘性。
　　學者對董事會治理內涵的觀點不一致，不同學者分別從不同層面探討董事會對費用粘性的影響。戴子禮等[10]以董事會規模、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兩職分離、獨立董事比例三個層面董事會治理機制對滬深制造業上市公司進行研究，得出擴大董事會規模、兩職分離、提高獨立董事比例對成本粘性有直接和間接抑制作用。韓靜等[11]認為適度擴大董事會規模與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兩職分離對成本粘性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董事會治理的目的是基于董事會控制的有效性與決策的科學性，對董事會運行與監督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與運行規范。本文認為董事會構成、程序以及結構三個層面是構成董事會治理的重要機制，其中董事會構成反映在董事會規模上;董事會程序通過董事會會議次數來體現;董事會結構主要是指審計委員會、戰略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簡稱“四委”）設置的完備情況，這三個層面組成的董事會治理機制對費用粘性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見圖1。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1.費用粘性存在性
　　制造業企業營業成本應與營業收入進行配比，是一種“硬性成本”，一般都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管理層難以隨意調節，而期間費用是涉及當期產品生產的管理和銷售支出，包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與財務費用（財務費用因其特殊性在本研究中剔除）。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是“酌量性成本”，管理者通?；谄髽I管理或自利的需要進行人為把控，比如計入管理費用的業務招待費、差旅費等，管理者出于自利會將家庭或個人消費支出在公司賬目報銷，導致營業收入下降時，該項費用仍居高不下，呈現費用粘性的特征。同時，由于制造業企業主要以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為特征，在員工的各種薪酬、福利以及資本成本的調整上存在較大的約束性，難以隨著企業收入的變化而快速調整，因此，與其他行業相比，制造業企業的費用粘性特征更加顯著?；诖耍岢鲅芯考僭O1。 　　H1：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存在費用粘性特征。
　　2.董事會規模對費用粘性的影響
　　董事會的規模與企業獲得外部關鍵資源能力息息相關。當董事會規模較大時，一方面公司可吸收更多的具有不同學術背景、技能和專業知識的外部獨立董事，增強獲取資源和信息的能力并有利于公司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能提高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能力。相對而言，規模較大的董事會能限制管理層為維系其權利而施加的各種影響，其決策重要（大）事項的能力也較強。同時在現階段，我國董事會人數的增加還可以減少內部串通的現象，減少內部人控制，加強對管理層控制和監督，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費用粘性的控制?；诖耍岢鲅芯考僭O2。
　　H2：董事會規模與費用粘性呈負相關。
　　3.董事會會議次數對費用粘性的影響
　　公司董事會通過會議和議案等形式行使各項職能，做出各項重要（大）決策，同時控制、監督管理層的行為，因此保證一定數量的董事會會議，有利于把控公司全局發展的戰略方向，貫徹好公司既定的經營決策。但由于每一次董事會會議的召開需要一定的費用支出，會消耗企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也給管理層把一些私人費用在此列支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因此董事會會議次數越多，一定程度上費用粘性水平越高?；诖耍岢鲅芯考僭O3。
　　H3：董事會會議次數與費用粘性呈正相關。
　　4.“四委”設置比例對費用粘性的影響
　　為促進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證監會頒布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積極鼓勵上市公司設置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戰略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簡稱“四委”）。專門委員會的設置完備度，即是指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戰略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四大專門委員會占公司設立的委員會的比例。在董事會下設立專門委員會，可以使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有所提高，運作流程更加規范;可以發現公司潛在風險和是否有越權職責行使的現象;也可以審議有關財務信息和內控制度的執行情況，檢查董事與高管薪酬制度等。因此建立專門委員會對規范的內部管理環境起著積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費用的粘性。即“四委”設置越完備，越能抑制費用粘性水平?；诖耍岢鲅芯考僭O4。
　　H4：“四委”設置比例與費用粘性呈負相關。
　　三、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影響的實證分析
　?。ㄒ唬颖镜倪x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依據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2012版），選取2012年前在滬深兩市上市的1 478家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并做如下篩選：
　　1.剔除ST、PT公司，由于該類企業財務或其他狀況出現異常，有可能會造成研究結果的偏差。
　　2.剔除財務數據極端的公司，比如收入小于成本的公司和營業收入/成本變化率高于200%的公司。
　　3.剔除董事會治理相關變量數據缺失或不完整的公司。
　　最終選定為1 052家制造業上市公司，以其2012—2016年財務數據為依據，共5 260個觀察值為研究樣本，本研究財務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費用變化率=Ln（本年銷管費用/上年銷管費用）
　　本文主要采用Anderson（2009）提出的第二類成本概念，即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這兩種期間費用。因為相比于產品的銷售成本，管理者更方便通過操控銷售費用與管理費用來謀取私人利益。
　　2.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主要包括營業收入變化率、董事會治理相關變量兩個方面。
　?。?）營業收入變化率
　　營業收入變化率=Ln（本年營業收入/上年營業收入）
　　引入營業收入變化率為自變量，通過營業收入變化率檢驗費用變化率變化的情況，從而驗證費用粘性的存在性。
　?。?）董事會治理相關變量
　　本文主要從董事會構成、程序以及結構三方面選取了三個變量，分別為董事會規模、董事會會議次數和“四委”設置比例。
　　3.虛擬變量
　　以當年營業收入變化為虛擬變量，若當年營業收入大于上年營業收入，Du取0;若當年營業收入小于上年營業收入，Du取1。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安德森（Anderson）模型研究費用粘性問題，根據前述假設分別構建如下模型：
　　模型1：驗證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費用粘性。
　　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董事會治理的相關變量來驗證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的影響，構建模型2。主要觀察β3、β4、β5的系數。若β3>0，表明董事會規模與費用粘性呈負相關。若β4<0，表明董事會會議次數與費用粘性呈正相關。若β5>0，表明“四委”設置完備度與費用粘性呈負相關。
　　（四）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2012—2016年5 260個被觀測樣本中費用變化率最小值為0.196，最大值為2.348，標準差為0.146，中位數為1.023，小于均值1.075，說明制造業上市公司在費用的控制上存在較大差異。營業收入變化率最小值為0.047，最大值為2.125，標準差為0.187，中位數為1.015，小于均值1.024，說明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增長速度差異也較大。上述費用變化率的均值1.075大于收入變化率的均值1.024，說明費用上升的速度比收入上升得更快，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直觀證明費用粘性的存在。
　　由表2可以看出，被觀測樣本中董事會成員人數最小值為4，最大值為22，平均值為9.15，說明被觀測樣本董事會成員人數差異較大。從董事會召開會議分布情況看，最小值為2，最大值為45，均值為9.81，說明上市公司董事會會議召開次數也存在較大差異。從“四委”設置完備程度來看，最小值為0.5，最大值為1，平均值為0.86，中位數為1，表明絕大多數上市公司都設置了“四委”，機構配置較為齊全。 　　為檢驗解釋變量之間共線性問題，現對解釋變量做相關性分析，其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知，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都很小，說明它們之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可以做回歸分析。
　　（五）回歸分析
　　1.費用粘性存在性檢驗
　　本文利用模型1，對費用粘性的存在性進行檢驗，其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β1為0.782，β2為-0.184，系數之和（β1+β2）為0.598。即當DU=0時，本年營業收入大于上年營業收入，收入上升1%時，費用增加0.782%。當DU=1時，本年營業收入小于上年營業收入，收入下降1%時，費用卻只下降0.598%?；貧w結果表明，費用增加幅度大于其減小幅度，與費用粘性的特征相符，說明制造業上市公司存在費用粘性，H1成立。同時從β2值來看，回歸結果比孫錚等[2]對我國上市公司費用粘性研究結果要小，說明隨著我國公司治理的日趨完善，制造業的費用粘性水平呈減弱態勢。
　　2.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影響的檢驗
　　本文利用模型2，對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產生的影響進行檢驗，其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董事會規模（BS）的三項交乘項系數（β3）為0.058，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董事會規模與費用粘性呈顯著負相關，與研究假設一致，H2成立。
　　董事會會議次數（BMF）的三項交乘項系數（β4）為-0.062，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董事會會議召開的次數對費用粘性的影響不顯著，可能與董事會會議的費用占公司總費用的比例不高，影響不大有關，H3成立。
　　“四委”設置比例（CR）的三項交乘項系數（β5）為0.159，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四委”的設置對抑制費用粘性有顯著影響，H4成立。
　　3.穩健性檢驗
　　（1）費用粘性存在性檢驗
　　以上述1 052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運用2016年截面財務數據代入模型1重新回歸檢驗，得到β1>0，β2<0，且β2小于上述系數0.184，說明制造業上市公司存在費用粘性且呈下降趨勢，結論沒有變化。
　　（2）董事會治理對費用粘性影響的檢驗
　　以上述1 052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運用2016年截面財務數據代入模型2重新回歸檢驗，得出在5%置信水平上，董事會規模（BS）的三項交乘項系數（β3）顯著為正，董事會會議次數（BMF）的三項交乘項系數（β4）顯著為負，“四委”設置比例（CR）的三項交乘項系數（β5）顯著為正，研究結論沒有明顯變化。
　　綜上所述，本文的結論是穩健的、可靠的。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上述實證結果表明，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存在費用粘性，且費用粘性水平呈下降趨勢。企業通過適當擴大董事會規模、控制董事會會議召開的次數以及充分發揮審計委員會、戰略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四委”的作用三方面董事會治理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代理沖突，約束管理層的行為，進而降低費用粘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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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上述理論和實證的分析，為進一步提升企業董事會的治理水平，降低費用粘性水平，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適當擴大董事會的規模，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保持適當規模的董事會是公司權力制衡與提高經營決策科學性的重要途徑。過于精簡的董事會，雖然有利于提高決策的效率，但是無法達到群策群力、各方互相監督制衡作用，并且其信息收集能力相對偏弱，很難博采眾長。因此，企業應按照適度原則，建立一個規模適當與高效科學決策相平衡的董事會，使其能夠真正發揮決策優勢，加強對管理層的有效控制，確保公司決策執行的效果，從而有效抑制費用粘性。
　　2.控制董事會會議次數，提高決策效率
　　董事會會議是董事議事決策的重要形式，一般每年至少召開兩次，而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會議每年平均召開10次左右。過多過頻的董事會會議，不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還會導致文山會海，形式主義泛濫。因此要真正發揮董事會會議作用，必須從會議質量、會議規模、會議議程、會議形式等方面進行優化，并對會議日期、地點、事由與議事事項做事先安排，使得會議主題突出、內容務實，從而提高會議議事效率，進而推進精簡會議的制度化管理，這樣既有利于企業減少會議支出，降低費用粘性，又利于董事會集中精力關注企業的發展戰略和重要（大）事項決策。
　　3.完善“四委”的設置，充分發揮專職職能
　　四大委員會設置比例對費用粘性有方向上的指引影響，因此要充分發揮董事會下設專門委員會的專職職能。一方面，對專門委員會委員的遴選與任職要遵循嚴格的程序，做到專長突出，職責明晰，工作交流機制暢通。另一方面，保持董事會“四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通過績效考核機制鼓勵其切實履行崗位職責，從而提升專門委員會的職能效果，有效約束管理者的行為，降低費用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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