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環境行為互動及其家庭影響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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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家庭生活造成的污染和能耗已不容小覷。為了實現生態文明意識在家庭中的全面普及與內化，構建以家庭為單位、親子兩代共同參與的環境教育機制將十分必要。鑒于此，本研究結合問卷法與訪談法，以山東省濟南市中學生家庭為調查對象，通過對全市10區縣、13所中學、684個學生家庭的量化信息采集和15個案例的質性考察，分析了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現狀及其家庭影響因素這兩個問題。首先，為了解代際環境行為互動情況，研究采用了配對樣本T檢驗的方法，對親子雙方的環境行為互動頻率進行了對比。數據顯示，在八組量表中有七組存在顯著差異，且T值均為正。這說明，在中學生家庭中環境行為互動并不對等，其中親代對于代的教導較強，子代對親代的“反哺”偏弱。訪談發現，該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經驗儲備的代際差異、子代在家庭事務中的參與不足和傳統文化觀念的遺留。其次，針對家庭影響因素，本研究將代際環境行為互動頻率與家庭成員結構、親子關系、居住環境和社會階層等變量分別構建了“親對子”和“子對親”兩組線性回歸模型，并發現其中親子關系變量的影響尤為顯著，即代際日常交流越對等、開放，二者之間的環境行為互動就越頻繁?；谝陨蟽身椊Y論，在構建家庭環境教育體系時，一方面應先從提升親代的環保意識入手，借助社區等基層宣教組織的力量和制定合理的獎懲措施，增強對家長環境行為的引導，為“大手拉小手”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也需通過學校或社會組織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改善親子之間的日?；臃绞?，營造“小手拉大手”的交流氛圍，以達到提升兩代人環境素養的目標。
關鍵詞 環境行為;代際互動;家庭影響因素;青少年;環境教育
中圖分類號 X -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 - 2104（2019） 01 - 0152 - 08
D01：10.12062/cpre.20180910
近十幾年來，居民生活廢水、廢氣排放總量在逐年上升，并一直高于工業排放總量。可見，民眾的環境行為及其家庭生活所造成的能耗與污染越發值得關注。對此，十九大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均提出，“引導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意識”不僅需要“創建綠色家庭、綠色社區”，還應“從娃娃和青少年抓起，從家庭教育抓起”推廣環境友好的家庭生活方式，形成人人有責的日常環保氛圍。
曾有學者指出，中國公眾的環境行為帶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即人際關系網絡的廣度和密度與個體環境行為的產生和維持存在著明顯的關聯。無獨有偶，經合組織（OECD）發布的多國家庭環保行為調查報告也指出，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相近的人群在垃圾處理、資源使用和消費習慣上均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這些研究表明，無論中外，家庭作為“差序格局”的中心，能夠將生態理性納入日常生活中，借助成員間的相互信任和長期互動，逐漸形成協調、統一的環境習慣。而對于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來說，當前家庭代際關系中的流變、開放與協商，尤其是文化“反哺”現象的出現，又給家庭環境教育領域帶來了新的議題。首先，環保習慣的培養或不良行為的糾正如何在親子之間實現？是自上而下的“單向”引導，還是兩代間的“雙向”互動，亦或是自下而上的反向教育？其次，諸如家庭結構、成員特征、代際交流方式等家庭內部因素和居住區域、社會階層等家庭外部因素是否會影響環境行為的代際互動？圍繞這兩類問題，本研究嘗試以中學生家庭為例，從代際關系的角度出發，剖析當前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模式，并發掘其中的家庭影響因素。
1 文獻回顧
1.1 心理學與社會學對環境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解讀
彭遠春在歸納前人理論時曾提出，環境行為是一種“公眾在日常生活中主動采取的有助于環境狀況改善與環境質量提升的行為”，它具有“心理性和社會性的雙重特質”。所以，對環境行為的考察不僅需要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個體的意識和狀態，也必須用社會學的視野關注其所在的組織結構與文化體系。
20世紀70至80年代，心理學家在解釋環境行為動機時常會提到認知、情感、意向這三個因素。其中“認知”是指個體對環境問題、環境規范、行動條件、行動方式的把握?！扒楦小眲t包括個體對自然環境的關心、依賴與擔憂，以及對環境責任的認同與承擔。而“意向”作為環境行為的動因，常與個體的觀念、價值、立場相互影響。與此同時，在社會學的參與下，“情境”作為結構性因素也被納入考察范圍。該因素旨在強調生活“場域”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突出社會、經濟、制度、文化對環境行為的作用。此外，“情境”還包括社會人口特征、社會經歷、居住區域，乃至所在的社會階層和所屬的文化價值群體等要素。其中，從經濟條件與社會階層角度出發，麥特尼（Maiteny）就認為，有限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包括金錢、時間、精力）通常會降低環境行為出現的概率，所以環保習慣在處于弱勢階層的人群當中相對少見。而從文化氛圍和社會觀念的角度來看，漢格福德（Hungerford）等人發現，“集體意識”的缺乏能夠阻礙個人環境行為的產生;布萊克（Blake）還補充道，孤立于社會的個體化生活和社會對個體能動性的忽視都不益于環境行為的形成。由此可見，“情境”因素十分復雜多元，既涉及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又涵蓋個體維度和社會維度，所以當前的許多研究仍圍繞這些因素不斷進行著探索與論爭。
在我國，有關于環境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也涉及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個領域。通過借鑒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學者們一方面從定義上對“環境行為”進行了明確，使之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語境和社會特征;另一方面還從態度、意識等心理層面和性別、受教育程度、階層等社會層面構建了一系列量化分析模型和質性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居民的環境行為方式及其影響因素做了探討。
可以說，環境行為的產生既源于從當前目標到長遠規劃、從個體意愿到社會責任的觀念提升，也須有環保理念訴諸于日常生活的實踐活動。在心理層面，這是對人們空間和時間想象力的高度要求;而在社會層面，人們又必須對個體和集體利益進行精準調節。所以就這點來說，環境行為的培養實屬不易。參照布萊克的理論，特定“場域”和特定群體內的行為互動.尤其是以家庭空間和代際關系為基礎的交流卻有助于個人環保習慣的養成。但從目前來看，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開展。 1.2 家庭環境行為的培養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
日本“生活環境主義”曾利用空間格局的遠近與環境關心的強弱，構建出一套以“個人房間”為中心、以多層周邊生活區域為半徑的環境行為“實踐場”。而其中的第二層生活區域便是家庭。這里的“家庭”不僅指住宅，還包括成員互動、日常習慣、家庭情境等多個要素。在布蘭德（Brand）看來，家庭生活中的環境行為能夠將個體的心理意向與集體的約束作用綜合在一起，有利于使私人空間中的環境行為延展到公共空間的環境關心上。因此，借助家庭的影響力來塑造個體乃至社會的環境習慣既具有可行性，也存在必然性。
那么環境行為怎樣在家庭成員間，尤其是親子兩代間進行傳遞？環境教育學家薩萊姆（Salem）認為，由于家庭成員通常彼此依賴、相互信任，加之“同在一個屋檐下”的居住狀態，所以某位成員在行為習慣上的改變就能夠帶動全體家庭成員的行為調整，從而形成一種行為方式上的趨同性。澳大利亞昆士蘭青年環境問題理事會（QYEC）也在研究中發現，父母的環境友好行為會感染子女，使其形成長效、穩定的環保理念。這與薩萊姆的理論恰好相互呼應。不過在我國，從代際關系的角度考察環境行為互動仍是一塊全新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家庭正處在從傳統到現代的迅速轉型中，如此一來環境行為的代際互動便更加值得關注。周曉虹等學者基于“后喻文化”理論提出過這樣一種觀點：以往家庭中“父父子子”、“由上至下”的單向傳承模式在慢慢改變，取而代之的是越發平等的代際溝通，以及子代對親代的“反向教育”。如果說這種新型的代際關系普遍存在，那么當前親子之間的環境行為互動是否也表現為對等的交流，甚至信息和觀念的“反哺”？這一問題還有待解答。
此外，哪些家庭因素會影響環境行為的養成？已有的研究主要從家庭內部和家庭外部兩個方面做了考察。
首先從家庭內部看，成員間形成的聚合式結構和穩定的情感紐帶能夠產生一種“群體效力”，進而通過他們的長期互動逐步改進全家的環境習慣。一些中國環境教育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指出，家長的素養和以身作則的行為示范有助于子女養成良好的環境行為。然而，這些研究并未具體分析家庭的成員數量、人員構成、人口特征等要素能否在環境行為的代際互動中發揮作用。除了這些具象化的變量之外，普魯諾（Pruneau）還發現，父母的教育方式、親子兩代的溝通模式、家庭日常氛圍均與子代的環境意識有關。不過，她在研究中也未能進一步明確哪類教育方式、哪種交流模式會產生積極影響。
再從家庭外部看，有學者在考察個體環境行為時，曾將住所周邊的環境情況和個人的“經濟一社會一文化”階層納入考察范圍。比如，洛克茲恩（Roczen）等人通過實驗發現，在一座城市中，居民能夠接觸大自然的方便程度越高，他們的環境意識也會越強。這說明，居住區域的綠化情況、社區的宜居程度對居民的環境習慣養成具有正向作用。再如，迪茨（Dietz）、吳瑤等都曾提到，個體的文化程度、社會身份與社會地位均與其環境行為有關。不過，目前還沒有學者以家庭為單位、以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為研究對象，討論家庭的居住條件、經濟狀況，以及親代的文化程度能夠存在何種影響。
綜上所述，目前絕大多數的研究是圍繞單一個體的環境行為展開的，而鮮有涉及代際之間的環境理念交流。其次，結合親子關系，尤其是近年來出現的“反哺”現象來考察家庭中的環境行為互動，這樣的視角在國內現有的研究中還不曾出現。再次，極少數與家庭影響因素相關的討論也僅限于理論層面的分析，而缺乏對具體變量的實證調查。由此，本研究將針對以上這些有待關注的問題做一探索。
2 研究方法及研究假設
按照這一思路，調查從兩方面著手：一是了解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現狀;二是分析影響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家庭因素。以此為出發點，再進行研究對象的選取、調查地點的確定、調查方案的設計，并同時提出研究假設。
?。?）關于研究對象的選取，考慮到環境行為的相互影響有賴于家庭成員長期的共同生活，因此調查排除了流動性較大、獨立性較強的成年子女家庭。另外，由于幼兒家庭較難實現親子間的雙向交流或代際“反哺”，所以也不納入考察范圍。最終，本研究將調查對象限定為中學生家庭，更確切地說，是初、高中學生及其父母。一方面，這類青年群體是當前環境教育的重要目標人群;另一方面，隨著同輩群體的擴大、媒體使用的增加和獨立意識的提升，處在青春期階段的子女更易與父母形成互教互學的關系。
?。?）為了便于實施調查，本研究將調查地點定在較為熟悉的山東省濟南市。該市由7區3縣組成，人口約723.31萬，2017年人均GDP為90999元。從城市建設和環境狀況來看，綜合水、土壤、氣候、綠化等指標，其總體生態環境在全國處在中等偏上的位置。另外，該市有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傳統，在家庭代際關系中，“孝道”和“尊長”的理念仍廣為提倡，但同時，傳統觀念與當今的新思想也常常發生碰撞。這種在老一輩和新一代相互磨合中營造出的家庭氛圍，以及在此氛圍中形成的環境行為互動是此次觀察和解析的重點。
（3）在調查工具的選用上，本研究先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礎上以訪談和質性分析為補充。其中，問卷設計為學生卷和家長卷一套兩份，并加以配對，在濟南全市10個區縣發放，每個區縣按照學校名單各隨機抽取一至兩所初中或高中，再從學校中隨機抽取一個年級，然后按照該年級各班排名選取處于中間位置的一或兩個班，將班里所有學生及其父母一方作為問卷發放對象。最終，在分布于10個區縣的13所中學里共發放問卷790套，成功回收有效問卷684套。隨后，又與15名學生及其家長進行了訪談，更具體地了解他們的環境行為互動情況及其原因。
?。?）根據之前的研究框架，我們提出了三項假設。假設1旨在推測目前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現狀。假設2與假設3分別涉及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家庭內部和外部影響因素。其中，家庭內部因素包括成員構成情況（子女數量、子女性別、子女與父母年齡）和代際關系情況（傾向于“民主一平等”型或傾向于“權威一服從”型）;家庭外部因素包括居住環境（綠化情況及環保公共設施建設情況）和社會階層（家庭經濟收入、家長文化程度）兩類。據此，整理如下。 假設1：在中學生家庭中，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多是以子代對親代的“反哺”為主。
假設2：家庭成員構成與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顯著相關;親子關系越趨于平等，二者的環境行為互動就越頻繁。
假設3：住所周邊的綠化和環保建設程度與家庭所處的社會階層均影響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
3 變量描述統計及數據分析結果
3.1 變量描述統計
在問卷設計中，本研究在參考經合組織“家庭環境行為調查”的基礎上設計了4項與個人或家庭相關的“私域環境行為”和4項與公共空間和社會領域相關的“公域環境行為”，根據日常出現頻率設置為五級量表（沒有=1，偶爾=2，有時=3，經常=4，總是=5），并針對中學生與父母的互動在學生卷和家長卷的遣詞上做了調整，進行兩兩配對（見表1中Ala～ A8a、Alb～ A8b項）。經信度檢驗，親代對子代的8項環境行為（Ala～A8a）與子代對親代的8項環境行為（Alb～ A8b） Cronbacha系數分別為0.794和0.837，內部一致性良好。因此，將兩部分分值分別相加得到“親對子”和“子對親”的環境行為互動頻度數值。
針對家庭影響因素，問卷除了了解受訪者的家庭成員基本信息之外，還對親子代際交流模式和居住區域周邊的綠化和環保建設情況做了測評。首先，在參考“家庭功能評定量表”（FAD） 和保羅·圖爾寧（Paul Durning）[34]“家庭教育行為調查”的基礎上，針對受訪學生設計了正反兩組問題，并借助四級量表進行測評（見表2），其分值越大代表代際關系越平等。通過信度分析，從中篩選出具有較高一致性的16個問題（Cronbacha系數為0.872），并將各題分數相加得到“親子關系測評”數值（表1中的B5項）。此外，通過詢問受訪者住所附近1km內是否有公園、分類垃圾箱、公交車站、共享自行車停放站、舊衣服回收站這5類設施，對其住所周邊的綠化和環保設施建設情況進行評分，最低為0分，最高為5分，分值越大說明住所周邊的環保建設程度越高（表1中的B6項）。
3.2 數據分析結果
表1的A部分顯示，經過配對樣本T檢驗，“親對子”和“子對親”兩組數據除了A5項“父母向子女講解環境問題”和“子女向父母講解環境問題”之外，其他幾對互動項目均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在糾正不良環境行為、樹立環境規范和鼓勵環保參與方面，親子兩代的對等關系較弱。此外，在所有8組項目中T值均為正，表明環境行為的代際互動仍以親代對子代的教導為主，而子代對親代的“反哺”相對較少。
針對親子環境行為互動的影響因素，表1中A部分的兩組數據代表因變量，B部分的家庭影響因素代表自變量，分別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由此得到“親代對子代”和“子代對親代”兩組模型（見表3）。
“親代對子代模型”反映的是父母對子女進行環境教育的影響因素。其中，子女的數量和年齡均存在顯著相關。一方面，與獨生子女的父母相比，有多個子女的家長會更頻繁地實施環境行為引導。這可能是由于在多子女家庭中，子代間需要建立長幼秩序，因此這些家長更注重樹立子女的行為規范，其中便包括與生活習慣有關的環境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子女年齡越小，受到來自家長的環境行為指正就越多。而子女性別、家長年齡與親代對子代的環境教育并不存在明顯的關聯。再從親子關系的影響看，模型顯示，父母與子女的交流方式越傾向于“民主一平等”型，前者對后者的環境行為引導就越頻繁。該結果與圖爾寧等家庭教育學家的觀點有所呼應。他們在調查中發現，“權威”型父母更強調子女的智力發展和服從意識，其教育理念也更“急功近利”;而“民主”型父母則較重視培養子女的情商、社交能力和公共責任感。由于環境教育關乎公共空間與長遠發展，所以“民主一平等”型的親子關系能夠在其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關于“家庭外部因素”，無論是居住環境，還是以家庭經濟條件和家長文化程度所代表的家庭社會階層，對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影響都不顯著。
“子代對親代模型”顯示的是子女對父母進行“反向環境教育”的影響因素。在代表家庭構成和成員特征的幾個項目中，只有子女年齡與環境教育“反哺”存在明顯的反向關系，即低年級比高年級的子女與父母的環境行為互動更多，這可能與高年級子女學業壓力上升和父母關注點的轉移有關。此外，與“親代對子代模型”相同，代際關系越平等、開放，子女對父母的環境觀念傳遞也越頻繁?？梢姡^“民主”的家庭氛圍有助于促進親子雙方的環境行為互動。另外，在家庭外部因素中，住所周邊的宜居程度與代際環境行為互動呈現明顯的正向相關，其原因可能是共享單車、分類垃圾箱和舊衣服回收站均屬于新事物，容易吸引年輕一代的注意，同時這些設施所代表的新知識、新理念也能夠迅速在他們中間傳播，從而間接地促進了子代對親代的環境信息“反哺”。最后，家庭收入和家長文化水平兩個變量均不存在顯著影響。這說明，與個體維度的研究結果不同，家庭所屬的社會一文化階層與親子之間的環境行為互動并無明顯的相關性。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對應之前的假設得到如下結論：
結論1：在中學生家庭中，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以父母對子女的教導為主，而子女對父母的“反哺”關系相對較弱。
結論2：在多子女家庭中，“親對子”的環境教育更頻繁，而“子對親”的“反哺”與獨生子女家庭并無顯著差異;子女年齡與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呈反向相關;家庭代際關系越平等，環境行為的親子互動越頻繁;而子女性別和父母年齡對環境行為的影響均不明顯。
結論3：住所周邊的綠化和環保建設程度越高，“子對親”的環境信息“反哺”越多;而家庭經濟收入與家長的文化程度對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影響均不顯著。
4 質性補充分析與討論
4.1 “反哺”關系為何在代際環境行為互動中處于弱勢
從當前中學生與父母的環境行為互動情況來看，調查結果與之前的假設有所出入。在家庭日常環境行為的培養和環境信息的傳遞方面，親代仍是主導，而子代的“反哺”則相對較少。曾有學者認為，“數字化”與“全球化”浪潮使年輕一代更易于獲取新知識、新觀念，同時來自西方的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也在改變這代人對傳統父權和親子等級制的服從，由此親代向子代的“反向學習”將成為趨勢。但本研究顯示，現階段在我國中學生家庭環境教育領域，代際間的“反哺”現象卻并不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來自于兩代人不對等的經驗儲備和生活參與。訪談發現，盡管許多中學生在學校、媒體和課外活動中能夠獲取大量的環境知識，但在家庭中由于缺乏實踐機會和生活經驗，這些知識很少能有效地轉換成具體的環境行動;而父母雖在知識獲取上不占優勢，但通過操持家務和維持家計，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形成了一些日常環保習慣。以水電使用為例，一些受訪家長表示，為了節約家庭開支，他們常會注意隨手關燈、循環用水;相反，多數受訪中學生并不了解自家每年繳納多少水電費，因而對水電用量和節約行為的敏感度較低。基于迪貝的“策略邏輯”理論與阿加贊的“行為結果預測”理論，環境行為的形成有賴于行為者對切身損益的即時估量。從這個意義上講，家庭理財教育的缺乏與中學生在家庭事務中的缺席，使節約資源的益處無法通過家庭開支的減少直觀地呈現出來，由此難以使他們自發地養成日常的環保習慣，更不用說對父母的環境理念施加影響了。
二是源于傳統文化的慣性。人類學家馬麗·奧爾茲曼（Marie Holzman）在考察中國獨生子女價值觀時曾發現，新一代的中學生在對未來進行規劃時，考慮更多的是滿足父母的意愿，其次才會考慮自己的選擇。這說明，“尊長”的家庭觀念依然具有持久的影響力。另外，中庸的民族性格在調節家庭代際關系時，也容易滋生避免沖突、不擔責任的心態，使諸多中學生在家庭和社會事務中隱介藏形。這就像布萊克所說的，個體價值感的匱乏有礙于環境責任感的提升。
4.2 代際關系為何會影響代際環境行為互動
無論是親代對子代的環境教育，還是子代對親代的信息“反哺”，平等、通融的家庭代際關系都能對環境行為互動起到促進作用。這是因為平等型的代際關系本身就有助于信息的雙向傳遞。訪談發現，在親子關系測評得分較高的幾個受訪家庭中，子女與家長探討的話題相對來說更加包羅萬象，其中就有與環境問題相關的討論。另外，雙方的對等關系也使他們樂于接受對方提出的意見。這就給環境行為的相互引導敞開了大門。但在親子關系測評得分較低的幾個受訪家庭中，代際交流的話題多由家長主導，而且主要圍繞子女學業展開，較少涉及社會層面的議題。又由于兩代人的溝通習慣于“自上而下”的教導，子女向家長表達自身意愿的機會較少，所以環境行為互動的幾率自然也大大降低。不僅如此，“民主一平等”型的代際關系還能為環境行為互動提供心理和情感基礎。以往一些研究指出，開明的家庭教育方式往往有利于子女獨立人格和利他意識的形成，也有助于提升他們的社會化水平。而根據以上梳理的心理學理論，這些素質正是形成子代環境行為的內在條件。由此，可以補充和解釋普魯諾提出的家庭氛圍與環境意識的關聯性理論。同時調查還發現，采用這類教育方式的父母通常持有寬容而不縱容的教育理念，既會注意糾正子女的不良行為，還樂于接受子女的指正，因而有利于提高親子環境行為互動的頻率。
4.3 如何在家庭中強化代際環境行為互動
上述對代際環境行為互動方式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為今后如何在家庭中開展環境教育提供了兩方面的思路。
首先，為了使親代能夠正確地對子代實施引導，提高家長的環境意識、歸正家長的環境行為尤為重要。這是實施家庭環境教育的先決條件。一方面，可以通過學校來組織親子環?；顒雍铜h保課堂，向家長普及環境知識和理念。同時借助社區、社會團體的宣傳力量，以戶為單位派發環保手冊、介紹環境行為規范，逐漸將這些規范和意識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應建立一套以促進家庭環境行為塑形為目的的獎懲措施。比如，在一些城市已開始實施垃圾分類“積分換物”的獎勵辦法。而在未來，可以將更多的環境行為列入其中，運用智能平臺搭建的“綠色賬戶”，按照家庭環保參與的次數和質量賦分，以計量和實時獎勵的方法提升人們對日常環保的敏感度和關注度。相應的，對于破壞環境的行為，也應有個體化的監督和懲罰手段，這就需要先從法律層面進行細化和改進。
其次，為了鼓勵子代對親代的反向環境教育，優化代際關系和家庭教育方式同樣十分必要。目前，已有一些學校、社區和社會組織著手開辦家長課堂或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今后可利用這些機構開展的活動來調節或干預親子間的溝通模式，逐漸改變“權威一服從”型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兩代人的對話更加平等，由此間接地增進環境觀念的代際“反哺”，在二者之間形成“互教互學”的交流關系。而更重要的是，當前“重知識、輕實踐”的教育導向亟需調整。在家庭中，應讓中學生更多地參與日常勞動和事務管理，這樣才能使其從實際生活中掌握和踐行環境知識和環境規范，也能直接地影響父母的環境理念，從而達到“小手拉大手”的目的。
教育社會學家伯納德·拉伊爾（Bernard Lahire）曾指出，行為習慣的培養必須以各種社會化元素的協同合作為前提。所以，為了推廣“綠色”的行為習慣，就有必要構建一套以家庭為核心，與學校、媒體、社會教育相互配合的環境行為引導機制，并借助多種社會化載體的分工合作，提升代際環境行為互動的自發性與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家庭生活和代際互動可以降低環境行為塑形的難度，這種全新的環境教育策略或將成為今后構建生態文明社會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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