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技術進步：一個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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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襲來，各經濟體之間關系愈加密切。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作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大驅動力，對一國技術進步、創新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诎l展中國家視角，從OFDI理論綜述到OFDI對母國產業技術進步效應的存在性、作用機制及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梳理，發現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技術進步的研究目前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總體上多數學者認為OFDI能夠通過研發費用分攤、逆向技術溢出、人才流動等途徑促進母國產業技術進步。建議增強技術吸收能力和府服務職能，并加強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以此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健康發展。
[關鍵詞]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進步
[中圖分類號] F6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9）04-0081-03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
早期國際直接投資指投資者到國外設立公司并投入資金、技術等要素的長期性投入。經發展，聯合國貿發會定義“在投資者經濟體之外經營的企業為獲取持久利益而進行的投資”為對外直接投資。新加坡學者M·Sornarajah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是投資者將有形或無形資產轉移到東道國并在自己的經營控制下使資產增值的過程。
對外直接投資是相對于資本輸出國而言的國際直接投資，本文基于資本流出國角度分析，可將國際直接投資相關理論應用于對外直接投資。上述關于OFDI的定義雖有差別，但都強調資源轉移和經營管理權。綜上，本文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資本、技術、勞動力、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在國與國之間轉移，并在投資者的控制下長期增值的活動。
壟斷優勢論是最早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的理論，認為企業為充分利用自身在先進技術、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壟斷優勢占據東道國市場并獲取高額利潤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威爾斯（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勢使創新活動中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條件下獲得高經濟效益。拉奧（1983）的技術當地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除具有上述解釋企業內創新的優勢之外，還可將外來技術地方化，通過對先進技術的學習、吸收、再創新形成獨特競爭優勢，推動國內研發并提升技術水平。
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1989）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技術提升與其OFDI擴張直接相關，強調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較全面地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
二、OFDI技術進步效應的存在性分析
近年來我國OFDI顯示出較強的技術尋求特征。提升技術創新能力主要有兩種途徑：本國自主研發創新和學習、吸收、轉化國外先進技術（陳菲瓊等，2013）。關于OFDI能否促進母國技術進步，學者們研究角度不同，因此未得到一致結論。
一方面，部分學者認為OFDI對母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顯著正效應。柴慶春、張楠楠（2016）選取2006-2012年我國制造業等11個行業采用灰色綜合關聯分析法驗證了我國OFDI帶動國內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且對技術的提升作用比國內研發更大。劉宏、張蕾（2012）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并運用Var模型實證分析，也得到相同結論。汪洋、嚴軍等（2015）的實證分析顯示，中國企業通過OFDI可以獲得知識、技術等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實現逆向技術溢出和技術擴散。趙宸宇、李雪松（2017）從微觀層面基于2010-2014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整體上中國OFDI顯著提高國內企業專利數量，促進創新能力提升，且越傾向于對外投資的企業獲得的提升作用越大。
另一方面，有學者實證結果表明，OFDI對母國技術進步未產生顯著促進作用。王英、劉思峰（2008）對我國1985-2005年OFDI逆向技術外溢效應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我國OFDI呈現“資本換技術”的技術獲取特點，但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較小。陳強、劉海峰（2016）認為資源尋求型OFDI以及大多數下行投資不太可能產生溢出效應，并以我國制造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行業的上行投資進行主成分回歸，結果表明2003-2014年中國針對美國、歐盟等36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尋求型OFDI對國內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積極影響，但中國OFDI呈現起步晚、所有制結構不平衡、技術獲取型投資比例低的特點，逆向技術溢出較弱。
三、OFDI技術進步效應的作用機理
針對OFDI如何促進母國技術進步與自主創新，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究其具體影響路徑。
王英、劉思峰（2008）按照不同投資動機分類闡釋其傳導機制，指出技術尋求型OFDI通過新建投資、跨國并購等與東道國先進企業建立合作關系實現“資本換技術”，其他類型OFDI則通過生產要素間接促進母國技術進步。梁文化、劉宏（2017）認為OFDI通過R&D費用分攤效應、R&D成果反饋、產業集聚效應和人才流動效應的復合作用實現提升母國技術水平的效果。
楊連星、羅玉輝（2017）認為OFDI可通過學習和趕超效應促進母國技術進步。學習效應推動企業由模仿創新向自主創新發展，趕超效應促使企業致力于提升核心競爭力。其實證分析顯示，OFDI產生的技術溢出已成為企業吸收國外技術并轉化成為自身優勢的重要部分。此外，OFDI促進技術進步的渠道還包括研發平臺共享、利用國外研發設施和成果等（尹東東、張建清，2016）。
趙宸宇、李雪松（2017）則從理論上歸納出四點：投資收益機制、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海外市場競爭機制、非技術渠道。通過以上路徑，母公司可繞過貿易壁壘獲得規模效應，跟蹤相關領域內科技發展動態并反饋給母公司，更好地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
四、OFDI技術進步效應的影響因素 多數學者認為，綜合技術吸收能力重要因素之一，一般選擇R&D強度、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技術差距、對外開放程度表征綜合吸收能力。李梅、柳士昌（2012）在2003-2009年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基礎上從以上六個方面分析影響效果，結果顯示6個指標均對逆向技術溢出產生正影響，且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尹東東、張建清（2016）也得出相同結論。趙宸宇、李雪松（2017）分析2010-2014我國上市公司數據，認為企業規模、人力資本、研發投入越高，所得稅率低的企業通過OFDI獲得的技術進步效應更顯著。
部分學者認為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最顯著。魯萬波等（2015）表示無論短期還是長期效應，人力資本比國內研發顯示出更強的吸收轉化能力。杜龍政、林潤輝（2018）將數據擴展到2003-2015年，也得出“人力資本決定科研創新和吸收能力，是企業創新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結論。
關于國內研發資本存量的影響效果有較大爭議。尹建華（2014）、姜能鵬（2018）認為逐漸增加的國內研發存量未能有效改善我國研發投入不足的現狀，未產生明顯作用。魯萬波（2015）則表示長期內我國研發資本存量大于2.2億美元時OFDI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促進效果。李杏、鐘亮（2016）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認為國內、國外研發溢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正。
技術差距方面，劉明霞（2010）、李梅（2012）等均認為技術差于與OFDI逆向技術溢出之間存在非線性、雙門檻特征。尹建華、周鑫悅（2014）通過2003-2010年面板數據測算出的技術差距門檻值分別為0.0732、0.1474，且驗證了高技術差距地區技術進步促進作用更顯著。
此外，東道國也是重要影響因素。沙文兵（2014）基于2004～2010年美、澳等12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顯示，逆向技術溢出與東道國創新水平、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正相關，與文化差異呈負相關。吳哲等（2016）比較分析2003-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異，結果表明投資于發展中國家對技術進步產生更有利。OFDI的逆向技術溢出還存在地區差異。吳書勝（2015）采用面板平滑轉換模型（PSTR）展開研究，發現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科研力度等方面均處于劣勢，OFDI逆向技術溢出不明顯甚至不存在;而東南沿海地區在以上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能夠獲得顯著逆向技術溢出。李梅（2012）、尹建華（2014）等也得出類似結論。
要素市場的扭曲對OFDI的技術進步效應也產生消極影響。姚惠澤、張梅（2018）的實證結果表明OFDI只有在要素市場扭曲程度較低時才能促進母國技術進步。姜能鵬、賀培等（2018）采用交互效應模型的實證分析得出上述結論，且闡述了相關機理：資本要素市場扭曲抑制發明專利的數量，人才流動限制、勞動力資源錯配對技術創新產出和質量產生負面影響。歐陽艷艷（2010）分析了政府對該問題的影響，認為政府在OFDI逆向技術溢出中僅發揮輔助作用。
五、啟示與建議
基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技術進步的研究目前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總體上，多數學者認為ODFI能夠通過研發費用分攤、逆向技術溢出、人才流動等途徑促進母國產業技術進步。為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健康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1.增強技術吸收能力。建立人力資本形成機制，通過高素質人才增強技術吸收能力并加速轉化為自身戰略性資產;轉變只重技術引進、輕視技術吸收的觀念，促進技術再創新。
2.加強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研究機構的科研條件，加強信息技術設施建設，降低企業獲取信息成本;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實現技術進步的持續進行。
3.增強政府服務職能。簡化審批程序，加強財稅支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改革，同時建立信息化管理與服務平臺，不斷適應新形勢下的需要，為技術獲取型OFDI營造良好環境。
[參考文獻]
[1]陳菲瓊，鐘芳芳，陳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技術創新研究[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43（4）：170-181.
[2]柴慶春，張楠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基于行業差異的檢驗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6（8）：113-120.
[3]劉明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基于技術差距的影響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0（3）：16-21+142.
[4]汪洋，嚴軍，馬春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區域自主創新能力[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36（10）：122-129.
[5]趙宸宇，李雪松.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基于中國上市公司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7（6）：105-117.
[6]王英，劉思峰.中國ODI反向技術外溢效應的實證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8（2）：294-298.
[7]陳強，劉海峰，汪冬華，徐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否產生逆向技術溢出效應？[J].中國軟科學，2016（7）：134-143.
[8]尹東東，張建清.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視角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6（1）：109-120.
[9]姚惠澤，張梅.要素市場扭曲、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企業技術創新[J].產業經濟研究，2018（6）：22-35.
[10]梁文化，劉宏.對外直接投資驅動中國技術進步的機理與實證研究——基于比較視角的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7（2）：111-117.
[11]楊連星，羅玉輝.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全球價值鏈升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34（6）：54-70.
[12]李梅，柳士昌.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地區差異和門檻效應——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門檻回歸分析[J].管理世界，2012（1）：21-32+66.
[13]魯萬波，常永瑞，王葉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發技術溢出與技術進步[J].科研管理，2015，36（3）：38-48.
[14]杜龍政，林潤輝.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與省域創新能力——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門檻回歸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8（1）：149-162.
[15]尹建華，周鑫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經驗研究——基于技術差距門檻視角[J].科研管理，2014，35（3）：131-139.
[16]李杏，鐘亮.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研究——基于中國行業異質性的門檻回歸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38（11）：1-12.
[17]沙文兵.東道國特征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基于跨國面板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4（5）：60-65+73+89.
[18]吳哲，范彥成，陳衍泰，黃瑩.新興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知識溢出效應——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OFDI的實證檢驗[J].中國管理科學，2015，23（S1）：690-695.
[19]姜能鵬，賀培，陳金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技術創新：基于要素市場扭曲的視角[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8（8）：99-112.
[20]歐陽艷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0（4）：66-71+89.
[21]蔡冬青. 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8：192-195.
[22]樊綱，許永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機制與挑戰[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7：264-267.
[責任編輯：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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