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行業規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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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信行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通過實證研究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有助于協調電信行業規制改革關系，對經濟進步與電信規制理論具有重要影響，有利于實現一體化經濟改革，保護人民權益的同時推動社會經濟進步。鑒于此，文章就電信行業規制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關鍵詞] 電信行業規制 經濟增長 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4.1；F626 文獻標志碼：A
電信業改革中結構失衡是改革的主要影響因素，改革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競爭與發展，電信行業又會面臨新的結構失衡[1]。所以，電信業的治理無需簡單地拆分、合并、重組，應對電信市場中的競爭與可能產生的結構失衡實施動態監管。
一、電信行業規制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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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自然壟斷產業具有規模經濟性特點，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與需求增長，自然壟斷的邊界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競爭成為自然壟斷產業主要特征。不過，競爭并不代表徹底改變規制，競爭應與壟斷結合，并且重視效率提高與公平性[2]。所以，自然壟斷產業指的是在公平良性競爭條件下保證競爭和規模兼容，與規制兼容。這一市場環境下不僅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也是政府干預的結構，所以自然壟斷產業有效市場是一種特有的產業效率模式，重視市場和政府的協調融合。自然壟斷產業競爭模式明確了自然與非自然壟斷業務，非自然壟斷業務中融入競爭，競爭獲得績效是非自然壟斷業務由壟斷到競爭的轉變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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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利用經濟學方法指出了規制的產生，成為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規制需求與規制供給聯合具有決策性作用。基于強制力特有資源下，利益集團可以說服政府利用強制力獲取效益，不同規制機構行為選擇具有理性，強調經濟效益的提高。規制的供給和利益集團應保持高度統一，利益集團可以借助規制提高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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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壟斷下出現競爭，基于當前技術水平與市場需求影響下，規制是一種重要的制度選擇。競爭和規制成互補關系，放松規制獲得成果的過程中需要引入競爭，政府應制定系統的規范制度才能融入規則競爭。融入競爭后，政府加強對基礎部門的規制內容完善，這對能否生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有著積極影響。
二、規制形式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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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息不對稱影響，效率和信息租金呈現共生矛盾。所以，想要得到良好的規制政策，一方面，政府要利用企業的私有資源設計特殊的規制制度，從而達到優化規制，不僅允許被規制企業挖掘信息優勢，還要給予更多效益支配權利，從而獲得信息租金，加快生產進度。另一方面，想要充分利用被規制企業的私有信息，有效的規制機制是利用較低產量但盈虧平衡的低強度激勵合約，在市場勢力和信息壟斷間展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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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稱規制指的是突破壟斷引入競爭時期為改變不對等的競爭形勢，政府應結合原有企業與新進企業設置不同待遇：掌握控制性網絡的現有企業，采取比新進入企業更加嚴格的規制。此外，幫扶小企業讓新進入企業在政府的政策傾向上快速發展，提升綜合實力，與現有企業生成有效競爭的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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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經濟性規制過程中一些領域與環節有待進一步完善。社會性規制強調保護勞動者與消費者權益，加強對物品與服務質量的監督，從源頭制約特定行為。從客觀上而言，社會性規制是對經濟活動中的外部性、非價值性物品、信息不完全而設定的，提升社會福利。
三、電信行業監督管理現狀
（一）監管部門與法規
工業信息化部主要職責是制定行業政策、法規、技術指標，分配并管理頻譜，制定電信服務資費標準。運營商收取的費用由所在的省級通信管理局和省、自治區的物價局制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主要負責批準超出資本支出的投資和融資項目、超出投資額的外商投資項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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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行業監督管理特點為非對稱管理，保證良性競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5]。其內容包含以下幾方面。第一，許可證。電信服務和增值電信服務的運營商應向工信部提交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第二，資費管理。電信資費包含政府定價、指導定價、市場價；固定與移動電話月租費、通信費為工信部和發展改革委員共同制定。第三，網間連接。根據標準要求，電信運營商不可拒絕其他運營商和其他電信網絡的網間連接要求，網間連接協議應在工信部備案，沒有經過審核的不可單方面終止。
四、電信行業規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電信業其實是壟斷競爭行業，我國電信市場正在經歷從完全壟斷向壟斷競爭的轉變。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打破了原中國電信一家壟斷的市場格局。2000年，隨著原中國電信移動資產剝離成立中國移動，市場形成了以新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家基礎電信運營商為主體進一步趨于競爭化的市場格局。2001年，中國電信南北拆分，拆分重組后形成新的“5+1”格局，包括了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鐵通及中國衛星，市場競爭空前激烈。2008年，中國電信業開始了新一輪的重組，中國鐵通并入中國移動，成立現在的中國移動集團；中國聯通GSM業務與網通合并，成立現在的中國聯通建團；在原中國電信固網業務的基礎上并入中國衛通的基礎電信業務及中國聯通的CDMA移動通信業務，成立現在的中國電信集團。電信基礎運營層面“三分天下”的市場格局延續至今。
（一）數據變量和來源選擇
本研究選擇近幾年經濟發展較快的城市為研究對象，為縮小城市差異，提高模型整體效果，選擇有效的數據信息展開比較，以當地移動電話交換機使用用戶作為電信行業規制代表變量。電話交換機作為電信行業發展設施，對促進經濟進步具有重要作用。選擇北京、上海、廣州手機使用數量為依據，手機用戶使用數量和政府對電信行業的發展投入具有直接關系，以這幾個地區網民數量作為電信行業的轉型變量，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為人們提供了生活便利，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電信發展行業作為一種壟斷產業，產業的發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如線路安裝、人員分配、服務器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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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總體發展分析，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電信行業規制具有規律可循，北京經濟增長和手機用戶呈正比，發達地區上網人數、手機使用人數與經濟增長呈正比。其中，上網人數和經濟增長關系顯著。上海交換機使用數量、手機使用數量與經濟增長呈反比，經濟增長和網絡用戶為正比。計量結果表示，電信行業傳統機制已經落后現代電信行業發展，新的電信行業隨之涌現。
（三）電信行業規制和經濟關系分析
基于經濟發展角度分析，地區的產業結果具有穩定性，隨著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對電信行業規制有了新的要求。電信行業規制發展中應注意總體基礎水平的提高，集中發展電信技能，提升電信行業總體水平。在經濟發展迅速的城市，電信行業規制發展有助于促進經濟進步，地區經濟的進步能夠推動當地電信行業進步，由此可見，電信行業規制與經濟進步相互促進。
基于電信規制角度分析，我國城市正處于發展階段，與國外一些城市具有相似性與關聯性。目前，我國發達城市經濟優勢較大，電信行業要相應地加快發展步伐，打破傳統舊機制影響，提高技術水平，這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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