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信貸水平的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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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起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農村脫貧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精準扶貧是農村脫貧的痛點。針對農村金融排斥導致信貸水平不高的問題，以江蘇省豐縣、沛縣為例，利用計量回歸分析，探求我國部分農村地區金融排斥的影響因素，進而為提升農村貧困地區信貸水平提供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精準扶貧;農村信貸;金融排斥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12-0091-02
一、金融排斥研究現狀
現階段，我國農村地區信貸發展水平嚴重低于城市地區，普惠金融在農村作用有待改善，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金融排斥現象卻普遍存在。張號棟、尹志超（2016）發現，2016年我國約有36%的成年人被排斥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其中絕大多數均為農村居民。劉長庚、田龍鵬（2013）發現，城鄉收入之比較大，金融機構的趨利性使農村地區受到嚴重的金融排斥，金融服務資源集中于城市地區，而“庫茲涅茨”假說認為金融資源分配的不公又進一步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由此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發展落后地區金融服務資源較少，金融服務資源較少導致發展更為落后。盡管現在我國越來越多惠及農村的金融服務被提供，但這種經濟行為政策引導痕跡較深，缺少市場的自然配置，以致供給和使用績效較難達到預期，本報告以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所引發的金融排斥為研究對象，采用實證分析，以江蘇省豐縣、沛縣為例，不僅從影響金融排斥的宏觀經濟環境方面的因素，如譚燕芝、陳彬（2014）等發現，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機構數目與金融排斥有密切關系，更從影響金融排斥的微觀個體方面因素來分析。如肖作平、張欣哲（2012）發現，人力是影響進入金融市場的重要因素，從而探求我國金融排斥的主客觀因素，以期為破解我國金融排斥難題，提高農村地區信貸水平提供建議。
首先，金融排斥是Leyshon和Thrift在199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Kempson和Whyley（1999）認為，金融排斥是家庭在正規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方面受到約束的現象，并清晰地提出地理排斥、評估排斥、條件排斥、營銷排斥、自我排斥、價格排斥六個金融排斥維度。
其次，金融排斥的產生，既有研究認為根本原因是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引導出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這個經濟體制導致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又導致城鄉金融發展水平差別較大。綜合的金融發展水平差異在市場環境下就發酵出了金融排斥。
最后，本文從金融排斥的微觀方面和宏觀方面來研究農村地區和城鄉貧困群體的金融排斥。微觀方面是指基層家庭的金融知識水平、金融認知能力、記憶力、計算能力等，宏觀方面是指整體的農村地區的經濟環境，包括金融機構數目、經濟發展水平等。
二、樣本地區金融排斥數據分析
首先來分析農村基層家庭的數據，主要涉及通貨膨脹、利率、儲蓄、信貸、風險意識等的一個知識水平測試，總計20題，滿分100分，不妨假設每題重要程度等同，那么每題占分5分。為了便于計分，收集數據時設計的問題也都有指向性明確、正誤少有爭議的特點，根據收集的數據，豐縣、沛縣這兩個地區農村家庭整體金融知識水平就可以通過以下公式簡單地算出。？籽i為第i題的正確率（1≤i≤20）：
樣本地區農村家庭整體金融知識水平為62.35，整體金融知識水平較低，以至于較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地區居民對金融服務的接受能力，周洋（2018）稱此為微觀個體的主觀排斥。金融知識水平過低會導致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需求不足，這時候在政策的引導下，各個銀行供給的金融服務就會消化緩慢，效率低下，即基層家庭金融知識水平偏低會提高金融排斥的概率。此外，也有文獻將金融排斥歸因于家庭收入不足（Kempson和Whyley，1993;李濤，2010），不過這個觀點無法解釋樣本中高收入家庭具有金融排斥的問題。
利用收集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將樣本家庭投資過的金融產品作為一個考察變量來衡量家庭金融排斥情況，分析家庭金融知識水平對家庭投資金融資產的影響。以樣本家庭金融知識水平作為自變量，以樣本家庭家庭資產中金融資產所占比例作為因變量進行線性回歸。
從這一部分輸出結果我們可以寫出回歸方程，接下來對回歸方程進行檢驗。
第一步，提出假設。
第二步，做出決策。
P值為0.000000<？琢=0.05，所以拒絕H0，也就是自變量x對因變量y的影響是顯著的，樣本家庭金融知識水平對家庭金融資產有顯著影響。
上表第一部分是“回歸統計”，從判定系數我們可以看出，在家庭金融資產占比取值的變差中，有62.52%可以由家庭金融知識水平與家庭金融資產的線性關系來進行解釋。可見，二者之間有較強的線性關系。
第二部分是回歸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包括回歸和殘差的自由度（df）、總平方和（SS）、均方（MS）、檢驗統計量（F）和F檢驗的顯著性水平（Significance F）。其中顯著性F（Significance F）就是用于線性關系顯著性檢驗的P值。
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家庭金融知識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家庭投資金融資產的比例，也就是家庭金融知識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主觀金融排斥的概率，并且這一關系較為穩健。那么，這個作用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參考既有的認知能力之于金融排斥的影響的研究（周洋，2018），可以總結出，金融知識水平一方面可以給予家庭內在優勢，知識的豐富使得投資者在投資時更具有優勢和自信;另一方面，金融知識水平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有較為豐厚的物質資源和較廣的社交網絡，使其投資有了外在基礎。
接著，分析金融排斥影響因素的供給方，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此處只進行簡單的定性分析。經過調研，我們發現，農村地區金融環境有以下不足。首先，金融機構數量較少，以江蘇省豐縣宋樓鎮為例，該樣本地區只有兩個銀行（郵政、民生），一個信用社。其次，普惠金融服務單一，普惠金融政策僅限于信貸優惠這個傳統業務。且信用社近年已經停止了貸款優惠政策，經了解，主要原因是農村地區低收入人群的信用意識淡薄，投資收益低，生產經營周期長，貸款收回過程曲折。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使用了本小組2018年8月份于江蘇省豐縣、沛縣收集的數據，實證考察了金融知識水平對于金融排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金融排斥與地區家庭金融知識水平負相關，金融排斥與地區宏觀經濟環境關系密切。另外，回歸分析金融排斥與地區家庭金融知識水平之間的關系較為穩健。
本調研對于更有效地提高農村地區信貸水平，降低金融排斥有一定政策啟示。首先，需求方面，政府在聚焦于普惠金融的供給時，不能忽視普惠金融的需求，推行基礎金融知識普及教育，提升發展落后地區的金融知識水平，鼓勵居民學習基礎金融知識，可以有效刺激地區金融服務需求，減少主觀金融排斥。有了需求，供給才能被充分利用，從而達到一個有效的均衡。另外，供給方面，政府在聚焦于農業信貸的供給時，一方面應收集市場信息，著力于豐富信貸服務種類，不局限于信貸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根據市場環境，根據居民的金融知識水平，制定宣傳策略，降低居民參與金融市場的門檻，擴展融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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