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泛性焦慮癥共病抑郁癥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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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討廣范性焦慮癥與抑郁癥共病患者的臨床特點。方法 130例抑郁癥患者， 其中97例患者患有單純抑郁癥（非共病組）， 33例患者同時患有廣泛性焦慮癥（共病組）。收集所有患者的人口資料與臨床資料， 進行精神病理學診斷， 并安排患者填寫艾森克個性問卷（EPQ）、生活應激等量表， 并將兩組患者的量表結果進行比較。結果 共病組患者的年齡、發病年齡分別為（45.52±2.35）、（36.11±3.23）歲;非共病組患者的年齡、發病年齡分別為（45.23±2.35）、（36.51±3.43）歲;共病組與非共病組患者的年齡及發病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612、0.587， P>0.05）。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為（8.50±0.77），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為90.91%（30/33）;非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為（8.00±1.24），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為55.67%（54/97）;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多于非共病組，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經高于非共病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2.175、13.373， P<0.05）。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為（5.23±1.21）年， 非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為（4.23±1.12）年;共病組患者焦慮癥狀發生率為96.97%（32/33）， 非共病組患者焦慮癥狀發生率為58.76%（57/97）;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長于非共病組， 焦慮癥狀發生率高于非共病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4.341、16.647， P<0.05）。結論 在抑郁癥患者群體中， 廣泛性焦慮癥發生率較高， 而廣泛性焦慮癥的存在會加深患者的抑郁癥狀， 使神經質癥狀更為明顯。
　　【關鍵詞】 抑郁癥;廣泛性焦慮癥;共病;臨床特征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9.06.037
　　在臨床中， 廣泛性焦慮癥與抑郁癥均屬于常見精神疾病的范疇， 在同一個患者身上可能同時存在單個或多個焦慮障礙與抑郁癥癥狀。美國相關科研人員在抑郁癥與焦慮障礙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進展。在抑郁癥與焦慮障礙兩種病癥的共同作用下， 患者的情緒往往會更低沉， 顯示出憂傷狀態， 加長病程， 給患者身心帶來極大的傷害[1]。所以， 在臨床治療中應當考慮抑郁癥與焦慮障礙共病的情況， 并且嘗試從癥狀方面表現出的差異進行診斷， 判斷患者是否為共病患者[2， 3]。在國內鮮有這方面的研究， 因此， 本次研究將通過比較抑郁癥與廣泛性焦慮癥的共病患者與單純的抑郁癥患者之間的差異， 探討抑郁癥與廣泛性焦慮癥共病患者的相關因素。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1月～2018年1月在本院進行治療的130例抑郁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經專業醫生的診斷， 130例抑郁癥患者中97例患者患有單純抑郁癥（非共病組）， 33例患者同時患有廣泛性焦慮癥（共病組）。共病組患者中男13例， 女20例， 平均年齡（45.52±2.35）歲。非共病組患者中男36例， 女61例， 平均年齡（45.23±2.35）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4]：患者的各項癥狀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統計手冊第4版（DSM-Ⅳ）的抑郁癥診斷標準， 首次抑郁癥發病于14～ 50歲（年齡限制的目的為排除雙相抑郁患者）。排除標準：患有雙相障礙、精神分裂或器質性精神障礙的患者。
　　1. 2 方法 利用世界衛生組織頒布的中國2.1版復合性國際診斷用檢查訪談表， 采集患者的抑郁癥、廣泛性焦慮癥的發病史等基本臨床信息。在訪談過程中選取弗吉尼亞精神病學和藥物濫用障礙成人雙生子研究（VATSPSUD）中部分量表進行患者信息的采集。監督患者填寫生活應激事件量表對生活中的16項具有創傷性的事件進行評估， 同時調查患者在多大年齡時遭受的創傷性事件;將父母親情關系量表的16項 指標歸為溫暖、保護與權威三個因子進行患者與父母之間關系的衡量。其中溫暖維度是衡量父母對子女流露出來的關心、愛護以及與子女進行情感交流的深度標準。利用艾森克個性問卷進行患者神經質的評估。進行訪談的人員應當參加專業訪談小組的訪談培訓課程， 并通過考核。同時， 指導患者使用電腦評估系統， 便于后續的訪談工作的進行。在患者的緩解期進行訪談工作， 每例患者的訪談時間控制在120 min左右。在訪談過程中收集患者的各項人口資料以及臨床癥狀等。其中， 在收集臨床資料時應當包括抑郁發作的次數、特征、時長等。臨床發作特點與發作時長以患者最為嚴重的發作作為調查依據。
　　1. 3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詳細記錄訪談過程中患者資料， 評估患者焦慮程度以及易激惹的難易程度。此外， 若溫暖維度得分越高， 則表明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情感交流方面表現較差[5]。若父母給予子女過多的保護與寵溺， 過多干預子女的生活， 則保護維度的得分高;若權威維度得分較高， 則表明父母希望子女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較差[6]。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共病組患者的年齡、發病年齡分別為（45.52±2.35）、（36.11±3.23）歲;非共病組患者的年齡、發病年齡分別為（45.23±2.35）、（36.51±3.43）歲;共病組與非共病組患者的年齡及發病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612、0.587， P>0.05）。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為（8.50±0.77），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為90.91%（30/33）;非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為（8.00±1.24），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為55.67%（54/97）;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多于非共病組，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高于非共病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2.175、13.373， P<0.05）。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為（5.23±1.21）年， 非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為（4.23±1.12）年;共病組患者焦慮癥狀發生率為96.97%（32/33）， 非共病組患者焦慮癥狀發生率為58.76%（57/97）;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長于非共病組， 焦慮癥狀發生率高于非共病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4.341、16.647， P<0.05）。 　　3 討論
　　國外許多研究均證明在抑郁癥患者中同時患有廣泛性焦慮癥的人群較多。在美國相關共病研究中， 抑郁癥共病廣泛性焦慮癥的共病率高達56.8%， 而荷蘭的相關調查中， 39.5%的患者僅單純患有抑郁癥， 59.3%的患者僅患有廣泛性焦慮癥[7-9]， 因此， 抑郁癥與廣泛性焦慮癥成為精神科中最為常見的共病模式。在本次研究中， 同時患有抑郁癥與廣泛性焦慮癥的患者占抑郁癥患者總數的25.38%， 符合國內外共病的比例， 更進一步的說明了抑郁癥與廣泛性焦慮癥的共病特性。
　　共病會加重臨床病情， 使患者更容易產生悲痛感， 更傾向于自殺， 給治療帶來極大的不便。本次研究結果顯示， 共病組患者的年齡、發病年齡分別為（45.52±2.35）、（36.11± 3.23）歲;非共病組患者的年齡、發病年齡分別為（45.23± 2.35）、（36.51±3.43）歲;共病組與非共病組患者的年齡及發病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612、0.587， P>0.05）。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為（8.50±0.77），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為90.91%（30/33）;非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為（8.00± 1.24），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為55.67%（54/97）;共病組患者的總癥狀數多于非共病組， 神經運動性激越發生率高于非共病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2.175、13.373， P<0.05）。 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為（5.23±1.21）年， 非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為（4.23±1.12）年;共病組患者焦慮癥狀發生率為96.97%（32/33）， 非共病組患者焦慮癥狀發生率為58.76% （57/97）;共病組患者的平均病程長于非共病組， 焦慮癥狀發生率高于非共病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4.341、16.647， P<0.05）。在父母關系方面， 若母親給予過度的溫暖， 父親對子女的強烈控制欲會加大患者抑郁癥、廣泛性焦慮癥共病的可能性[10]。
　　綜上所述， 通過訪談調查發現， 抑郁癥共病廣泛性焦慮癥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共病模式， 同時患有兩種疾病會加劇患者的抑郁癥狀， 應當引起醫護人員更高的關注。然而本次研究的樣本規模較小， 且對患者的年齡有所限制， 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待更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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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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