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魏晉時期“章草”和“今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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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秦漢魏晉是中國書法變革的重要時期，篆隸變為行楷，草書則由章草變為今草。章草和今草依據基礎不同，故書寫體系也有所不同。雖然同屬草書，但是因為字體基礎的變化，二者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本文從二者的社會背景出發，對章草和今草源流及定義問題做出詮釋，并以此變化為契機，探索現代草書發展的路徑。
關鍵詞：草書；章草；今草；秦漢；魏晉
在草書的發展歷史之中，對于草書的分類和定義一直都是書法家和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學界針對章草和今草的爭論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從唐代歐陽詢、張懷瓘開始，到啟功先生等，均表達了自己對章草和今草的性質及其發展的意見。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存在一定的爭論，其焦點主要集中在章草與今草的形成年代與兩者之間的差異。
在草書中，章草和今草是草書的主要類別。而關于它們的性質、藝術特點、緣起，一直都是爭論的焦點問題。下文從草書誕生及發展過程分析章草和今草的不同特點，并借此梳理章草與今草的形成過程，以達到對章草和今草進行辨析的目的。
一、秦漢時期草書的誕生與變化
秦漢時期是中國書法史上變革最大的一段時期。自商周以來流行的古文字系統在這一時期逐步轉變為以小篆和隸書為主的今文字系統。書法字體中的篆、隸、楷、行、草都是依托于這一套系統發展起來的。而這種轉變的基礎，首先是基于書寫的實用性。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繁雜且不甚統一，每一個國家都有著自己的通行文字。這種情況非常不利于一個大帝國內部的統一。在這樣的背景下，秦朝制定了一系列關于文字的規范。其中小篆與隸書因字形簡便，方便書寫，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從這一事實中可以看出，文字的出現與演變，最初是為了滿足社會的實際需求。而草書的誕生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從書寫意愿出發，草書可以被分為自發性書寫與自覺性書寫。[1]自發性書寫指的是在書寫隸書或篆書時，因實際需要，無暇工整嚴謹地書寫，因此出現了連筆等現象，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即雖然出現連筆等類似于草書的特征，但是大體上仍然是草率的隸書或篆書。這種情況，只能稱之為“隸書或篆書草寫”，也可以籠統地稱之為“漢代草書”。東漢初期的簡牘《神鳥傳》（圖1）、《永元兵物簿》（圖2）中，有許多這種現象。而自覺性書寫，則是書寫者有意識的書寫行為。在東漢出現了齊相杜操使用草書上奏并得到漢章帝的贊揚，特許使用草書上奏的事例，學者崔瑗也開始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評判草書這一字體。在杜、崔二人的大力推廣下，出現了“西州草書流派”這一專精草書的流派，并被稱為“書法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流派”[2]。這對于草書發展史來說，是一個空前的轉變，并且由此誕生了以張芝為首的東漢草書藝術家。其中張芝被韋誕稱為“芝學杜操，轉精其巧，可謂草圣，超前絕后，獨步無雙”[3]。這段時期，也是草書從自發性書寫向自覺性書寫的階段，開始出現“章草”這一稱謂。所以，草書從一種實用性的書寫方式升華為一門專門的書寫藝術，其過程基于下層人民的實際需要和文人雅士的藝術覺醒，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
在書法藝術誕生的過程之中，“隸變”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字演化過程。它代表了中國文字從古文字系統轉向今文字系統的重大轉折。文字隸變的過程，反映了中國文字發展的一個總趨勢—簡化，并且這個趨勢影響了之后草書、行書、楷書的演化。在西漢早期出土的帛書以及簡牘（如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等）之中，出現了文字簡化的趨勢，改變了篆體的縱長體勢，并且對某些偏旁部首進行了簡化，為草書、行書、楷書等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總的來說，草書的變化是基于文字簡化這一大趨勢下的進一步發展。
雖然“隸變”將繁復的篆書轉化為了相對簡易的隸書，但是由于隸書的書寫特征，在書寫之時仍不能做到簡單、快捷。在實際使用中，這一特點在某些使用場景（如戰爭等）中嚴重地影響了使用效果。于是，文字在實際使用需求的推動下開啟了進一步的演化過程，可以將它稱為“隸書草化”。這一階段的最大特征是：大部分文字都進行了進一步簡化、省略，并且運用了連筆使得書寫速度進一步提高，但保留了隸書的波磔等特點?？梢哉f是隸書的進一步演化。而到了東漢中期，在如杜操、崔瑗等一大批書法家的推動下，草書逐漸脫離了隸書形態，形成了一種獨立的字體。而這一時期出現的“章草”，標志著草書作為一門獨立的書法藝術而存在，對于草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章草是一種獨立于隸書與今草之間的特殊字體。章草相對于其他的“漢代草書”來說，更加規范工整，也具有草書氣勢連貫的特點，并且筆意方面多用隸意，但并不拘泥，具有“正體化”的趨向。
目前關于“章草”的作品，流傳較多且學界認可的作品為皇象《急就章》（圖3），我們可以從這一作品中一窺章草書法的特點。此作品的章草寓變化于不變之中，筆畫之間有牽絲，但是各字之間并不牽連，且整體結構布局有序，頗有法度，體現了草書在演變過程中的特點：字體逐漸簡化并且多用連筆，但仍保留傳統的波磔。
二、“章草”“今草”“漢代草書”之辨
魏晉時期，隨著東漢中后期對草書的大力推廣，人們對草書藝術化的接受程度逐漸提高，今草這一書法形式在東晉時期逐步發展成熟。
在秦漢至魏晉草書的書法藝術系統之中，存在著三種不同的形式：漢代草書、章草和今草。漢代草書（不包括章草）可以說是出于實際使用的需要而形成的字體，還沒有經過書法家的藝術加工，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說并不能認為它是成熟的草書；章草是草書與隸書等正體字相互影響下的產物，呈現出一種正體化的趨向，并兼具草書的特征；今草則是草書高度藝術化的產物，它突破了漢代草書的桎梏，在書寫時追求整體格局上的連貫與書寫的簡潔，給人一氣呵成、酣暢淋漓之感。可以說直到今草出現，草書才正式成為一種獨立的字體。 而值得注意的是，章草與今草并不是前后繼承關系，而是屬于草書分支里的并行關系，分別有不同的發展方向，但相互影響。雖然從時間上來看，章草早于今草出現，且今草大致是在章草衰落的時期發展成熟的，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十分大，具有不同的發展趨勢。
章草與今草的差異，首先要從漢代草書說起。在漢代草書中，出現了兩種演化趨勢：一種是典型化、正體化，進而演變成“章草”；另一種則是注重書寫的流暢度，具備了“今草”的某些趨勢。[4]以漢簡《永元兵物簿》為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樣的趨勢。在《永元兵物簿》中的“之”字，與其他字相比明顯更加細長，且書寫潦草，體現了“縱”勢；而“畝”“七”等字，明顯呈現出扁平之勢，且書寫相對工整，體現出了“橫”勢。這兩種不同的趨勢在日后逐漸演化出了章草和今草這兩個差異較為明顯的流派。
而這兩者的差異，還體現在點畫形態的不同。在章草之中，很多字都與漢隸的波磔相似，但是今草之中，幾乎完全見不到漢隸的影響。其原因或許在于今草為了書寫者整體的書寫體驗與布局的一氣呵成，放棄了較為復雜的筆法，反而采用與漢代草書中一部分為了書寫快捷而省略了波磔的字的寫法，體現出一種返璞歸真的意趣。
值得注意的是，章草與今草的發展并不是簡單的繼承關系，而是一種并行發展且相互影響的關系，這一點在前文已經提到過。章草的形成在東漢章帝時期（75—88）有記載，此前一定是經過了長期的發展；而在東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5）書寫的《永元兵物簿》則清晰地展現了不加波磔、類似今草的漢代草書也是存在的，并且與類似章草的漢代草書并存。
總的來說，漢代草書、今草、章草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廣義上的漢代草書包含了章草，而章草和今草則是草書藝術化后的產物，其主要差別在于章草的“橫”勢、“正體化”與今草的“縱”勢、簡化。可以說，草書的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自隸書之后中國書法的發展。
三、魏晉時期的今草
前文已經提到，在漢代草書系統之中，章草和今草的前身都在發展，呈現出并行且相互影響的趨勢。章草在東漢中期率先走向成熟，而這時的今草還處于發展之中。
關于今草的創制與成熟，目前學界主要有兩派觀點：第一種是今草是由東漢張芝創建，其觀點主要出自唐代張懷瓘的論述；第二種則是直到東晉時期，由王羲之等書法家完善，支持這一論點的有唐代的歐陽詢、韋續、李嗣真等。
在《書斷》中，張懷瓘記載了歐陽詢關于今草創制的觀點：“張芝草圣，皇象八絕，并是章草，西晉悉然。迨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婉轉，大行于世，章草幾將絕矣。”[5]這一說法遭到了張懷瓘的激烈反駁：“右軍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諸君之說，一何孟浪，欲杜眾口，亦猶踐履滅跡，扣鐘消聲也?！盵6]這一觀點也與張懷瓘在《書斷》草書篇開篇所述“案草書者，后漢征士張伯英之所造也”[7]觀點相同。這兩種觀點也基本上代表了今草創制年代的爭議。
筆者認為，張懷瓘的說法是失之偏頗的。第一，張芝所處的年代正是章草開始流行的年代，在他之前不久的杜操、崔瑗等人為推廣章草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這一時期的今草，還處在實用階段，極為不成熟，從目前考古發掘的漢簡可見，只是具有一定的今草特征，還未完全轉變成今草。第二，西晉索靖為張芝姊之孫，且草書得張芝法，但是筆者翻閱了文獻資料與實物資料，并未找到任何表明索靖書寫今草的證據。若今草真為張芝所創，作為他的親屬及繼承者，不可能不學習今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張芝創今草的說法不太準確。第三，在張懷瓘之前的文獻之中，并無任何關于張芝創制今草的記載，且張芝真跡大都不存于世。而存世的《冠軍》等今草三帖，則大部分人認為是唐代張旭所書。這種說法且不論正確與否，但是對于其為偽帖的觀點并無爭議。在唐蘭《中國文字學》中，也有關于這一點的論述：“張書本已寸紙不見遺，唐人常取‘二王’書，偽托伯英，所以張懷瓘就誤認漢時就有今草了?！盵8]這也說明，張懷瓘關于張芝創立今草的說法受到了存世作品的誤導。
而歐陽詢的觀點：今草于東晉時期創制，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從草書發展的歷史來看，今草的創制在東晉時期較為合理。前文已經講到，在漢代之時，草書就已經出現了今草的“縱”勢、無波磔等特征，而這一特點在漢末及西晉時期繼續發展，過渡十分自然。從東漢的《永元兵物簿》與西晉陸機的《平復帖》對比中，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到這種繼承關系。而將東晉的草書作品放在一起比較，也可以看出一脈相承的關聯。在東晉時期，由于社會的動蕩以及世家門閥的崛起，各種書法藝術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時期草書發生變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其次，在現存的文獻記載中，只有張芝創立草書與東晉中期創立草書這兩種說法，大多數學者，如王僧虔等學者也是東晉創立說的支持者。所以，就現有的材料而言，東晉創立說更加合理。
在明確了今草的創立年代之后，今草的發展路線便更加明晰。漢代，在實用草書的基礎上，分化出了兩種路線。而其中一種，便是以“縱”勢、去波磔為主要特點的一類。在早期僅為了滿足實際需要，但是在東漢中后期，逐漸向藝術化的今草過渡。在三國至西晉時期，草書中具有今草特征的書法作品逐漸增多，但仍然沒有完全脫離隸書的筆意。將它歸類為今草過于勉強，但是它相比漢代草書，更加趨近于今草，所以可以歸類為過渡期的產物。上文所述的陸機《平復帖》（圖4）及這一時期其他書法家的草書作品都可以歸類于此。東晉時期，由于長時間的發展，今草終于發展出了自己的獨有藝術特點，形成了一門獨立的書法藝術。其中以王羲之的《十七帖》（圖5）為杰出代表。至此，草書完成了由實際使用向藝術化升華的過程。
結論
縱觀草書在秦漢魏晉時期的發展過程，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一個事實：草書的分類、源流、演變過程等存在著諸多紛爭。幸而近年隨著許多漢代和魏晉實物資料的出土，為不少與書法相關的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經過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章草起源于草書書寫時規范化的要求（正體化），它大致誕生于東漢中后期，由杜操、崔瑗、張芝等人發揚光大，成為一門獨具特色的書法藝術；而今草則是由人們快速書寫的實際需求誕生，經歷了三國、西晉時期的過渡期，在東晉由王羲之等藝術家完善，成為之后草書的主要類別。由章草和今草之辨可以看出，在學習與研究書法藝術時，碑刻、字帖等第一手材料是十分值得重視的，經他人之口所述的事情畢竟會有一定的偏差。此外，草書的發展過程體現了一個特征：滿足所處時代的實際需要。不論是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需求，還是人民精神與藝術上的追求，藝術都是為了滿足實際需要而存在的，并且也來源于實際生活。當代草書也要根據現代的特點，不斷對草書進行改革和創新，這樣才能夠滿足新時代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保證草書這一門書法藝術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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