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制度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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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而作為調節器的社會保障制度，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由于居民收入等相關數據涉及面廣、私密性強、獲取難度大，因此筆者選取江蘇省常州市為樣本，抽取了1000戶城鄉居民進行居民收入問卷調查，具體研究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應。本文通過對調查數據的分析及社會保障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調節作用的具體測算，揭示社會保障對收入差距的調節效應，并提出完善現行常州社會保障制度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建議。
一、社會保障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調節作用的測算
1.文獻回顧
從國內外相關研究狀況看，國外關于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住戶調查數據分析，以調查對象的年度收入及終生收入為基礎數據，以基尼系數為指標展開分析，考察社會保障制度下收入從富人轉移到窮人的程度（JuliaLynn Coronado等，2011）。而國內有關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實證分析，通過社會保障收入轉移前后基尼系數的變化，衡量社會保障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高文書，2012）?；蚴沁x取社會保險支出、GDP、城鄉收入差距三個指標，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社會保障支出與收入分配的動態關系（譚毅等，2013）。國內相關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問題，并提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應重視公平性，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及弱勢群體利益。然而多項研究表明，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對收入分配存在逆向調節作用。因此，如何使社會保障制度充分發揮公平性原則，使其成為縮小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積極因素，值得深思及進一步研究。
2.調查數據說明
結合課題組抽樣調查數據與本課題研究內容，本文分析的轉移性收入具體為以下五種。一是養老金或離退休金（下文稱“養老轉移性收入”）;二是報銷醫療費（下文稱“醫療轉移性收入”）;三是社會救濟和補助（下文稱“社會救助”）;四是政策性生活補貼（下文稱“生活補貼”）;五是從政府得到的實物產品和服務（下文稱“實物補貼”）。其中，機關事業單位員工享受的養老保障即退休養老制度，在本文測算中等同于社會養老保險。本文選取的年份為2013—2017年，這五年中每年的樣本數據包括常州城鄉居民（不包括軍人）的可支配收入、轉移性收入和上述五種具體的轉移性收入。
3.具體測算
2017年常州市城鄉居民戶均轉移性收入達到28302.7元，占城鄉居民戶均收入的21.17%。其中，城鎮居民戶均轉移性收入為35265.6元，占城鎮居民戶均收入的23.78%;農村居民戶均轉移性收入為18743.9元，占農村居民戶均收入的16.51%。從占比來看，養老轉移性收入占比高達17.768%;其次是醫療轉移性收入，為0.7312%;而社會救助、生活補貼和實物補貼所占比例很低，分別只有0.1418%、0.0592%和0.0727%（見表1）。
常州市城鄉居民在這五種轉移性收入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圖1以2017年數據為例比較了常州市城鄉居民轉移性收入的五個項目。其中，在數額最大的養老轉移性收入方面，城鎮居民大約是農村居民的2.37倍，比農村居民多了18000多元。在其余幾項轉移性收入中，僅在社會救助方面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略高，其余項目城鎮居民的轉移性收入都高于農村居民（見圖1）?？梢钥闯?，養老轉移性收入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的最主要來源。
對調查數據的測算顯示，2017常州居民不含轉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85，而加上轉移性收入后，城鄉居民戶均收入的基尼系數下降到0.368，可見，轉移性收入對縮小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均有明顯的作用。表2列出了2013年到2017年轉移性收入對常州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影響，基本趨勢一致。
由于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在城鄉間存在差異，因此加上轉移性收入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不含轉移性收入時，2017年常州城鎮居民戶均收入為113053.3元，農村居民戶均收入為94807.3元;經過社會保障收入轉移之后，城鎮居民戶均收入增加到148318.9元，農村居民戶均收入為113551.3元，但城鄉收入比卻由1.19增長到了1.31（見圖2）。
4.研究結論
以上的數據測算以及對常州市的調查數據顯示，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對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有效調節作用，縮小了居民收入差距，2017年常州市全體城鄉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下降了24.2%，其中城鎮居民基尼系數下降了31.3%，農村居民基尼系數下降了16.4%。說明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對縮小城鎮及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均有明顯效果。但數據分析同時也顯示，社會保障的轉移性收入使城鄉收入比由原來的1.19增長到了1.31。其中，在數額最大的養老轉移性收入方面，城鎮居民大約是農村居民的2.37倍，比農村居民多了18000多元?？梢钥闯?，養老轉移性收入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但農村社會保障起步較晚，與城鎮社會保障相比，無論是覆蓋面還是保障力度仍偏低，研究表明常州市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低于城鎮居民獲得的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從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上升了47.5%。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當前常州市社會保障支出城市高于農村，有偏向城市的趨向，因此導致城鎮轉移性收入高于農村轉移性收入。除了偏向城市的社會保障支出，造成逆向調節的因素還有農村居民養老轉移性收入比例比城鎮居民低了10個百分點（見表1）。鑒于此，應加大農村社會保障力度，進一步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加快建設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穩定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快建設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充分激發社會保障正向的收入再分配調節效應。常州市規定，從2016年1月1日起，原市區范圍內（包括武進區、新北區、天寧區、鐘樓區）將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率先實現“同城、同標、同待遇”，新政策將覆蓋武進區、新北區、天寧區、鐘樓區近110萬參保居民。此后常州市發布了《關于提高市本級統籌區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的通知》《常州市市本級統籌區工傷認定管轄規定》（征求意見稿）等，但相關政策紅利均未延伸到溧陽、金壇。目前常州仍存在城鄉發展不平衡、市本級及轄市區社會保障尚未一體化的問題。城鄉統籌就是要穩步推進保障制度和管理服務的一體化建設，加快建立基本保障全面覆蓋、補充保障協調發展、兜底保障無縫銜接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優撫等方面，制定符合當地實際發展需要的細則，逐步統一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建立城鄉統籌的社會救助體系，實現城鄉救助服務的均等化，積極探索構建城鄉一體的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 進一步做好社會保障擴面工作：由制度全覆蓋轉向人群全覆蓋。社會保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調節效應與其覆蓋面相關聯。在社會保障覆蓋層面上，應由制度全覆蓋轉向人群全覆蓋，進一步擴寬覆蓋面。按照收入水平不同，將居民劃分為無收入、低收入、工薪、高收入四類群體，針對不同收入階層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無收入群體，側重于基本生活保障，建立由政府提供資金支持為主的社會救助制度;對于低收入群體，可建立個人適度繳費、政府部分資助基本保障制度;對于工薪階層群體，建立基于單位與個人繳費的政府提供必要資助與政策扶持的職工基本保險制度;而對于高收入群體，建立以個人或單位繳費為主的政府監管的保障制度。同時，進一步增加社會保障的財政性投入，提高多層次社會保障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強化社會保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效應，有利于更好發揮社會保障調節常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社會保障支出重點向弱勢群體傾斜：聚焦低收入人口和經濟薄弱村。西方發達國家的相關經驗表明，社會保障支出重點向低收入群體等弱勢群體傾斜，是社會保障制度對居民收入分配發揮正向調節作用的重要前提。當前，由于常州社會保障制度的重點保障人群有偏城市趨向，無法充分發揮常州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調節功能。因此，政府財政應聚焦低收入群體，相應地社會保障支出也應著重向低收入及弱勢群體傾斜，加強扶貧開發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銜接，將沒有勞動能力、符合條件的低收入人口全部納入低保范圍，實現應保盡保，確保按時脫貧。
完善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設城鄉統籌、區域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提是逐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眾所周知，現行戶籍制度存在城鄉二元分割，而前文數據研究表明，目前常州偏向城市的社會保障支出及城鄉差異的社會保障制度，其根源在于現行戶籍制度。因此，如果不追本溯源從根本上改革阻礙城鄉保障水平一體化的戶籍制度，就無法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制度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構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由政府主導向社會共建拓展。在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構建上，發展以政府為主導，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福利型制度。社會保障工作是一項系統的民生工程，需要全社會共建共享，比如把社會保障與促進就業相結合，幫人民爭取更多的發展權利，而不僅僅是保障其基本生存權。特別是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涉及低收入及弱勢群體的補充性保障，應進一步加強社會監督，杜絕福利欺詐，保障應受保群體享有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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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8年度江蘇省黨校系統調研課題“社會保障對常州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效應研究”（XT1832）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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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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