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國內外研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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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技術創新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如何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是當家國家理政的重點。文章從公司治理的角度，深入評析國內外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領域的研究進展，以期較為全面地理解如何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并對我國當前創新創業政策有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公司治理;技術創新
　　一、 引言
　　 內生增長理論表明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引擎（Schumpeter，1911），是公司長期競爭的優勢所在（Porter，199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2015年的報告顯示技術創新占據一國總GDP增長的比例接近50%，且該影響依賴于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周期階段。Rosenberg（2004）曾估算技術創新對一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85%。
　　 技術創新被視為我國當前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2006年，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進入世界前5位。2017年6月15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美國康奈爾大學和英士國際商學院共同發布《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顯示，中國創新能力排名居第22位，比2016年上升3位，折射出中國創新“含金量”的提升。但是，近期美國制裁中國中興的事件再次折射出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核心發明創新方面的差距。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如何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成為當前國家理政的重點。技術創新具有高風險和正外部性，不僅遭遇各種市場摩擦，如道德風險、管理層短視和信息不對稱等（Bhattacharya & Ritter，1983），還會遭遇市場失靈（Nelson，1959;Arrow，1962;Tassey，2004）。在一國之內，所有企業均面臨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和市場環境，不同企業的創新差異源于企業層面的異質差異。Hall和Soskice（2001）認為公司治理體系是塑造發達國家技術創新活動的關鍵因素，不同的公司治理體系對應著不同的創新模式。因此，本文從公司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個方面述評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以全面理解驅動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并對我國當前創新創業有一定的借鑒啟示。
　　 二、 公司內部治理與技術創新
　　 1. CEO特征與企業創新。CEO是上市公司重要的決策者，負責公司資源分配、戰略決策和收益創造。CEO的個人特征影響公司創新活動的方向和進程。CEO過度自信傾向于低估失敗，因而更傾向于追求高風險和不確定的創新項目。Galasso和Simcoe（2011）使用Malmendier和Tate（2005a，b）構建的CEO過度自信指標，以美國1980年～1994年450家大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CEO過度自信，公司專利引用量更高，尤其對于競爭激烈的行業。Hirshleifer，Low和Teoh（2012）以1993年～2003年美國1 500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以期權為基礎和壓力承擔兩種方式度量CEO過度自信，研究發現CEO過度自信只促進創新行業的企業創新。Sunder，Sunder和Zhang（2017）以1993年～2003年1 200位CEO構成的4 494個公司年度觀測值為樣本，研究發現CEO的飛行愛好與公司創新活動顯著正相關，尤其當CEO是飛行員時，公司的專利數量和專利引用量均更高，創新效率更高，創新項目更多樣性和原創性。
　　此外，CEO的技能組合和個人網絡也影響公司創新成功與否。全才CEO遭遇創新項目失敗時，更有能力將多方面的管理技能應用于其他勞動力市場，因而更容忍失敗。Custodio，Ferreira和Matos（2017）將全才CEO定義為通過工作經歷獲得多方面管理技能，以1993年～2003年1 464家公司的2 005位CEO為樣本，研究發現全才CEO促進創新，專利引用量更高，并從事更多探索性而非開發性的創新戰略。Faleye，Kovacs和Venkateswaran（2014）以1997年～2006年1 532家公司的2 366位CEO為樣本，研究發現CEO個人網絡越好，公司將從事更多創新活動，專利數量和引用量均更高。這是由于CEO個人網絡帶來的勞動力市場保險使CEO更冒險，且可以通過個人網絡獲得創新相關的信息。
　　 2. 薪酬設計與企業創新。CEO的薪酬方案和激勵方式對其管理行為、風格和公司戰略設計產生重要影響。Manso（2011）在構建的理論模型中將創新過程簡化為探索新思想，認為激勵創新的最優方案需要容忍早期失敗，并獎勵長期成功。具體地，可以通過執行長期薪酬計劃、提供工作安全保障和及時反饋代理人工作等來激勵代理人從事高風險且耗時較長的創新活動。
　　 Ederer和Manso（2013）實施一項實驗，向379位CEO授予不同的薪酬激勵方案，并要求CEO選擇實施一項探索新方法或采用已知方法的任務。研究發現相對于固定工資或嚴格基于業績支付的薪酬契約，容忍早期失敗并獎勵長期成功的薪酬激勵方案能夠最有效地激勵創新。Baranchuk，Kieschnick和Moussawi（2014）以2001年～2004年美國新上市的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CEO薪酬激勵方案中未行使期權的行權期較長和保護公司免遭破壞性收購威脅，會顯著正向影響公司創新活動。李春濤和宋敏（2010）利用世界銀行在中國18個城市1 483家制造業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CEO薪酬激勵促進企業創新;國有產權降低了激勵對創新的促進作用。中國國有企業CEO同時具備“經濟人”和“政治人”特征，國有企業CEO政治晉升激勵可能是影響國有企業創新活動的另一機制。周銘山和張倩倩（2016）采用2007年～2014年間國有上市公司CEO變更數據，研究發現：政治晉升激勵使得國有企業CEO更加專注有效的研發投入，在降低研發投入量的基礎上，提高了企業創新產出。此外，政治晉升激勵提高了創新產出的價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晉升激勵下CEO創新“真才實干”假說，排除了“面子工程”假說。 　　 3. 獨立董事與企業創新。獨立董事的監督和建議功能對管理層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公司創新活動的規模和機會。Balsmeier，Fleming和Manso（2017）使用2000年相繼強制要求建立獨立董事的管制變化，研究發現成立獨立董事會顯著提高公司專利的數量和引用量。但是專利申請扎堆于熟悉的技術領域，且專利引用量增加主要來自于中間分布的專利引用量。此外，公司未被引用或高引用量的專利申請數量并未顯著變化，表明公司并未積極探索新的領域或追求風險性創新戰略。因此，公司董事會的監督會提高管理層對創新的關注，并相應地增加創新產出，但并不有助于管理層投資未開拓領域的技術。
　　 4. 人力資本與企業創新。公司內部組織資本和人力資本對創新至關重要。Liu，Mao和Tian（2016）以1970年～2003年5 722家公司的200 000位創新者為樣本，檢驗組織資本和發明者人力資本的對公司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相對于組織資本，人力資本對公司創新業績影響較大，但對創新戰略影響較小。發明者個人網絡更好、公司發明者離職率高和公司所屬行業專利授予更困難時，人力資本對創新過程的影響更大。Chemmanur，Kong，Krishnan和Yu（2016）首次基于個人變量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構建度量管理層團隊質量的指標，以管理層團隊中經歷越南戰爭的人員數量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回歸的方法，研究發現公司管理層團隊質量越高，R&D投入和創新產出更高。
　　 三、 公司外部治理與創新
　　 1. 并購交易與企業創新?；钴S的收購市場作為一種外部治理形式，影響公司內部代理問題和CEO的創新動機。一方面，管理層缺乏有效監督時傾向于偷懶或者投資收益期短且收益穩定的項目?；钴S的收購市場向管理層制造外部收購威脅，可以規范管理層的偷懶行為，降低道德風險，促進努力創新。另一方面，由于契約不完整性，管理層擔心事后遭遇被敵意收購者敲竹杠，坐享創新成果而不支付初始成本，因而不愿意事前投資耗時較長的創新項目。此外，由于投資創新項目會增加公司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公司會遭遇價值低估，引發敵意收購和約束管理層的其他行動，阻礙管理層投資創新項目。因此，活躍的收購市場如何影響公司創新是個實證問題。Atanassov（2013）以1976年～2000年13 339家美國公司為樣本，采用DID研究方法，研究發現通過反收購法案外生降低州內公司面臨的敵意收購威脅，不僅降低州內公司的專利數量，還降低專利質量。可見，外部收購市場起到規范管理層行為的作用。Chemmanur和Tian（2017）采用斷點回歸的方法檢驗公司層面反收購規定（ATPs）對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司反收購規定正向影響創新成果，尤其對于信息不對稱程度高和產品市場競爭程度高的公司。這是由于ATPs可以保護管理層不受股票市場短期業績壓力的影響，提高管理層創新的努力程度。Sapra，Subramanian和Subramanian（2014）研究發現外部收購壓力與創新呈U型關系。這是由于投資更創新的項目會增加公司被收購的風險，同時也意味著更高的預期收購溢價。可見，有效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或嚴格的反收購法案會促進創新。
　　 并購交易活動達成之后，收購方和目標公司的不同特征會對技術創新有不同的影響。Seru（2014）以失敗并購外生影響目標公司并購結果的自然實驗，以專利為基礎衡量創新，利用DID估計方法，研究發現相較并購失敗的目標公司，公司被多元化并購會降低創新投入，且專利授予數量和專利引用量均較低，尤其對于內部資本市場更加活躍的集團收購公司。這主要是由于目標公司被并購之后發明者的產出下降而非離職，表明企業集團組織形式影響資源分配和創新產出。Zhao（2009）關注收購公司，研究發現技術創新和并購決策高度相關。在并購之前較少從事創新活動的收購公司，完成一項并購交易的成功概率更高，且在創新質量方面受益更多。表明技術創新影響公司的并購決策，反過來并購行動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努力程度。Bena和Li（2014）以1984年～2006年專利并購為樣本，研究發現專利數目多但R&D支出低的公司傾向于為并購方，專利數目少但R&D支出高的公司傾向于為目標公司。此外，目標公司和并購公司之間的專利相似度越高，并購交易越容易達成，而且并購公司在并購之后的專利產出會顯著增加。Liu，Sevilir和Tian（2016）研究發現公司并購活動對并購后的創新產出有正向影響。此外，收購專利儲量較高的創新型目標公司，會顯著增加收購方的公告收益和長期股票收益。
　　 2. 分析師跟蹤與企業創新。分析師跟蹤有可能向管理層施加更多短期業績壓力，迫使管理層削減投資長期創新項目。He和Tian（2013）基于經紀公司合并和倒閉的準自然實驗，采用DID和工具變量回歸方法，研究發現分析師跟蹤負向影響公司創新，即分析師跟蹤越多，公司專利數量越少，專利引用量越低。Goldman和Peress（2016）構建理論模型認為公司創新和分析師是相互影響的。這是由于當分析師對創新項目更了解時，會向公司提供更多的資本，公司將投資更多的創新項目;反之，當公司從事更多的創新項目時，為避免錯失投資機會，分析師將搜集更多與創新項目相關的信息。
　　 3. 投資者類型與企業創新。機構投資者作為一種重要的外部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和決策。Aghion，Van Reenen和Zingales（2013）以1991年～1999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與公司創新顯著正相關。Luong，Moshirian，Nguyen等（2017）以2000年～2010年26個非美國國家的數據，研究發現國外機構投資者顯著增強公司創新能力。這主要是由于國外機構投資者更積極監督、更容忍失敗，且創新經濟體的知識溢出更多。Yang（2017）檢驗公司股東與債權人利益沖突如何影響創新。采用同一機構投資者同時持有一家公司的債權與股權，度量公司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沖突程度。研究發現雙重所有權結構導致專利數量更少但是更有價值。機構投資者的雙重所有權結構可以減輕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沖突，遏制過度冒險。 　　 買空型投資者也是市場參與者的一部分，其活躍的交易行為可能會產生有用的信息或者降低股票價格壓力。He和Tian（2016）采用SHO管制的自然實驗，研究發現SHO管制會顯著提高專利質量、市場價值和原創性，表明買空型投資者會降低管理層短視，增強公司創新質量。
　　 戰略聯盟可以在聯盟合作者之間更有效地重新部署人力資本。Chemmanur，Shen和Xie（2017）以1993年～2003年美國36 046個上市公司年度觀測值為樣本，檢驗機構交叉股東對戰略聯盟形成和公司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司同行有共同股東的比例越高，公司加入的戰略聯盟越多。公司組成的R&D戰略聯盟與未來專利產出數量和引用量均顯著正相關，尤其對于共同股東背景的戰略聯盟。
　　創新會增加公司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引起股價不能準確反應公司的基本面，導致股東干預并相應地約束經理的行為。Qi（2016）研究發現股東干預管理層會對創新產生負面影響。機構投資者或更多分析師跟蹤會提升股價的有效性，進而弱化股東干預對創新的負面影響。
　　 4. 利益相關者與企業創新。Flammer和Kacperczyk（2016）以制定國家選取法規允許董事會在商業決策時考慮利益相關者對利益相關者訴求的外生變化，研究發現制定國家選取法規會顯著促進創新產出，尤其對于消費者導向和環境不友好型行業的公司。Chu，Tian和Wang（2017）以供應商和主要客戶之間的地理距離來度量知識溢出，采用DID研究方法，研究發現知識溢出與供應商創新顯著正相關，尤其對于顧客更創新和顧客擁有的專利與供應商創新所屬領域更接近時。
　　 四、 結論與未來研究展望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本文從內外部公司治理的角度，比較全面地述評了國內外關于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傮w上，研究表明推動企業技術創新需要良好的公司內外部治理。在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本文認為未來研究可能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首先，與大量文獻檢驗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相比，檢驗技術創新經濟后果的文獻較少。歷史上，美國科技股泡沫對股票市場有較大的負面影響。關注技術創新對國家經濟發展、股票市場穩定和公司業績提升的經濟后果可能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其次，大量文獻關注微觀層面公司特征與企業創新，對國家制度特征和市場環境特征考慮的相對較少。與西方國家已經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框架，大量文獻從公司和市場層面檢驗如何推動企業技術創新不同。我們國家處于新興加轉軌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正式制度不完備，市場發展不成熟，企業技術創新活動深受政府組織的影響。因此國內關于企業創新的研究需要重點從國家與市場的角度思考如何激發企業技術創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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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項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號：16PJC049）資助。
　　作者簡介：孫艷陽（1988-），女，漢族，河南省南陽市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公司治理與企業創新;陳宇（1973-），男，漢族，浙江省寧波市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資本市場會計與審計。
　　收稿日期：201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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