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
來源:用戶上傳
作者:
摘要：“垃圾圍村”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與環境質量，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與美麗中國建設的巨大阻力。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設計調查問卷，以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農村居民為調查對象，運用Logistic回歸與主成分分析法對農戶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40.35%的農戶有主動支付意愿，愿意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年平均70.47元/戶的費用;影響農戶支付意愿的因素依次為年齡、健康狀況、環保理念宣傳、政策監督、文化程度和工作類別，且均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其中年齡和健康狀況影響最大，環保理念宣傳和政策監督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類別最小。
關鍵詞：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農村;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9）09-0182-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09.041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garbage surrounding village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living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has become a huge obstac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beautiful China. Using conditional value assessment method（CVM） to design the questionnaire， and taking the rural residents in Yaodu district， Linyi city， Shanxi province as the survey objec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y for domestic garbage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40.35% of the farmers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pay， and are willing to pay an annual average of 70.47 yuan/household for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s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y are： age， health condition， propagandiz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policy supervision， education level and job category. Among them， age and health condition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follow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paganda and policy supervision; education and work have the minimum impact.
Key words： garbag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to pay; rural areas; influencing factors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度提高，城鎮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消費水平也在持續增長。隨之而來的是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大幅攀升，對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垃圾治理作為生態環境保護的主要抓手之一，直接關系到社會的關鍵利益和城鄉居民的生活品質，關系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持續性，更關乎農民乃至全人類的健康安全。當前，農村垃圾已經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障礙，2005年修訂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首次將農村生活垃圾納入管理范圍，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進行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完善以獎促治政策，擴大連片整治范圍，并實施農村生活垃圾治理5年專項行動。多年來，對農村生活垃圾的治理一直在持續，關注度也越來越高，小農社會化的發展也使得農村生活垃圾形勢越來越嚴峻[1]，農村生活垃圾治理一直以政府為主導，農戶作為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天然主體卻很少發聲，深入了解農戶的想法、觀念及支付意愿對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的解決及形成原因的了解十分必要。本研究從農戶支付意愿的角度探討影響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1 文獻綜述
現有對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關研究從宏觀理論分析到具體微觀地區的案例都有所涉及，主要包含農村垃圾的現狀、問題成因、治理對策等[2]。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研究近年來逐漸興起，戴曉霞[3]分析以浙江省為代表的發達地區農戶生活垃圾支付意愿達到53.27%，男性比女性支付意愿相對更高，學歷和收入與支付意愿正相關。林剛等[4]對陜西白水縣的調查顯示，農戶生活垃圾支付意愿為60.68%，平均支付意愿值為10元/年，支付意愿與學歷和收入正相關。鄒彥等[5]對河南淅川縣生活垃圾集中處理支付意愿的研究表明，農戶的支付意愿為72.4%，平均支付意愿為每戶每月最多6.8元;受教育水平、家庭純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學人數、戶主健康狀況、家庭人口規模對農戶的支付意愿都有顯著影響。吳建[6]對山東省的實地調查顯示，65.06%的農戶有支付意愿，支付意愿與年齡負相關，與收入正相關。梁增芳等[7]對三峽庫區的調研結果顯示，只有0.3%的農戶不愿意支付，支付意愿值為48元/年，年齡、文化程度與支付意愿正相關。韓智勇等[8]對西南地區的調研表明，69.68%的農戶有支付意愿，農戶能接受的最佳費用為5元/年。許增巍[9]從政策補貼、服務及時性、空間開放度等方面探索了對支付意愿的影響。以上研究大多以個體基本層面為主，雖然有新因素的加入，但缺乏與當地特質有關的影響因素研究。 山西省臨汾市曾被稱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隨著國家對汾渭平原11個城市進行環境強化督查，臨汾市也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臨汾市環境方面的相關文獻較少，為數不多的研究主要圍繞宏觀層面展開，如白金戈[10]研究了臨汾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關系。秦迎穎[11]研究了臨汾市地方政府環境政策的變遷，探討造成壓力型環境治理的壓力因素。微觀層面的研究尚未見報道，且關于臨汾市農戶支付意愿方面的研究也是空白。因此，本研究結合臨汾市實際情況，將地方特色影響因素納入其中，以求獲得實際價值，為治理環境污染提供參考。
2 研究設計與方法
2.1 條件價值評估法（CVM）
有關支付意愿（WTP）的研究通常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該方法由Davis在1963年提出，并首次應用于研究緬因州林地宿營、狩獵的娛樂價值，自Randall等在1974年第一次將CVM應用于環境質量改善以來，條件價值評估法在環境改善領域的應用逐年增多[12]。條件價值評估法在中國的研究與應用始于20世紀末，目前已應用到森林社會效益評估、耕地價值評估、水質價值評估、濕地資源價值評估以及森林游憩價值評估等多個方面[13]。CVM在農村生活垃圾處理領域的應用比較廣泛，研究內容比較集中，大都針對生活垃圾處理、收集或治理服務的支付意愿進行測算[14]。很多學者都利用該方法對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進行了研究[3-8]，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進行研究問卷設計。
2.2 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是否適用主要在于與支付意愿相關的問題是否能被調查者接受和理解。依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制定的原則及相關文獻的設計經驗，在正式調研之前對樣本區域進行預調查。根據所遇到的問題進行修改，使問卷更加科學、合理。調整后的問卷包含個人基本情況、農戶垃圾處理情況和個體認知3個部分。
以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農村為調查區域，考慮調查的可能性及目標樣本的覆蓋性與代表性，選取距城市距離不同的15個村進行調研。為保證調研的質量，調查結束后針對部分疑點與農戶進行進一步溝通，以獲取更加豐富真實的解釋力。
2.3 數據處理
將調研得到的數據進行整理后運用Excel制成表格，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影響支付意愿的因素，并用ROC曲線對回歸模型進行檢驗。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對支付意愿影響因素進行主成分提取。所有統計分析均用SPSS 19.0軟件進行。
3 實證分析
3.1 研究假設與變量選取
今日的小農已非傳統意義上的小農，而是與外部世界交往密切、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化程度比較高的小農[1]，他們能對市場價格的變動作出迅速而正確的改變[15]。因此，農戶的支付意愿選擇也是其自身屬性與外界客觀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從農戶的基本情況、垃圾處理情況、個人認知3個層面入手，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提出12個獨立變量，即村莊位置、性別、年齡、政治身份、文化程度、健康狀況、工作類別、家庭平均月收入、親朋是否有良好環保意識和行為、設施便利性、環保理念宣傳程度、政策監督情況。許增巍[9]分析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農戶合作行為發現，所擔任職務對農戶合作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政府監督對農戶生活垃圾治理合作行為具有顯著影響，村莊類型并不是顯著影響因素。王艷等[16]通過對陜西關中地區生活垃圾治理影響因素的研究發現，垃圾桶數量、垃圾車清運頻次對生活垃圾治理具有顯著影響，距鎮政府距離不是顯著影響因素?；谝延醒芯?，綜合分析年齡、性別、文化程度、收入等個人特質方面的影響因素，提出變量的初步預期方向（表1）。
需要說明的是，在以前的研究中村莊位置（X1）因素影響并不顯著，但實地調查顯示部分城中村已經有付費行為，因此加入村莊位置因素更符合現實情況。從費孝通[17]的熟人社會到賀雪峰[18]的半熟人社會都說明“熟人化”對農村居民生活有很大的影響，農村屬于“熟人化”更顯著的區域，親朋是否有良好環保意識和行為（X9）因素也需要考慮。以居住地距離垃圾收集點的距離來反映設施便利性（X10）。世界旅游發展大會對環境衛生的要求涉及到居民環保理念的影響，可以此反映對居民環保理念的宣傳程度（X11）。因環保數據造假事件時有發生，環保部門對環境衛生方面的要求更加嚴格，監督范圍更加廣泛，故調查問卷設計“臨汾環保數據造假事件是否對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的選擇和行為造成影響”題項反映政策監督情況（X12）。
3.2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30份，剔除有明顯邏輯錯誤和數據缺失的問卷，回收問卷285份，有效回收率86.36%，回收率達到75%以上，說明回收問卷有效[19]。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3.2.1 農戶基本情況 由表2可知，被調查男女比例分別為57.19%、42.81%;年齡樣本區間31～60歲占總樣本數的78.95%;農戶政治身份為群眾的占81.40%;文化程度為初中及其以下的占總樣本數的比例為74.03%;工作類型為服務業和農業的占總樣本數的比例分別為53.68%、27.02%;家庭平均月收入4 000元以下的占總樣本數的71.93%，這與2017年臨汾市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一致[20]。
3.2.2 垃圾處理情況 每天每個家庭平均產生的生活垃圾為2.03 kg，略低于張璋等[21]調查的農村人均水平0.86 kg。生活垃圾主要類別以廚房剩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為主，很少有建筑污染物，這可能是由于農戶日常生活垃圾是垃圾主要來源，建筑污染物都是在少數時間或特定時期才會少量產生。臨汾市近年來進行的鄉村清潔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全部樣本村均設有垃圾桶和垃圾集中收集點，但并不分類。有91.58%的農戶居住地到垃圾集中收集點的距離步行在10 min以內。 3.2.3 個人認知 由表2可知，74.04%的農戶表示平時關注衛生環境方面的新聞，且手機和村委會宣傳是其主要獲取途徑。調查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對目前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不滿意、一般和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分別為39.65%、32.28%、3.86%，占總樣本的75.79%（圖1）;38.60%的農戶覺得近5年村莊環境一般，與覺得環境較差的樣本比例34.74%基本持平（圖2）;47.72%的農戶認為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體是村委會，51.58%的農戶認為是上級政府，還有2個樣本認為是農戶，不到總樣本的1%（圖3）;絕大部分農戶認為上級政府和村委會應為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付費方，比例分別為66.32%和31.93%，只有1個樣本選擇農戶、4個樣本選擇社會公益組織（圖4）。表2顯示，只有40.35%的農戶選擇愿意為生活垃圾治理付費，與支付意愿相關的已有研究相比明顯較低，這可能是由于調查問卷沒有設計垃圾治理支付金額的選擇區間，對農戶的選擇造成了困擾，因此支付意愿較低。同時，為了體現支付意愿的主動性，支付意愿調查統計時只設計“是/否”二元選項，將“無所謂”歸入“否”選項，因此最終的支付意愿較低。平均支付金額為70.47元/（戶·年），與唐旭等[22]基于全國5省的農村居民支付意愿6.5元/（戶·月）基本相符。
3.3 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3.3.1 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 運用SPSS 19.0統計軟件將獲得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再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向后步進法，共進行六步得到最佳估計效果（表3、表4）。從分析結果來看，Hosmer和Lemeshow擬合度檢驗P值為0.100 （>0.05），說明模型擬合度較好。
為了更好地驗證模型的判定價值，用ROC曲線對二元Logistic回歸的預測值進行分析（圖5），得出結果P值為0.000，小于0.05;曲線下的面積（AOC值）為0.796，處于0.7～0.9，表明回歸模型解釋價值中等，可以用來分析要解決的問題。
1）被剔除的變量分析。性別變量在第二步中被排除，社會化的發展造成的性別角色差異日益弱化，性別作為影響因素已不再顯著。村莊位置變量在第三步中被剔除，影響為負，與預期相符，被剔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調查區域集中在農村，差異不顯著，不能充分體現出此項變量的顯著與否。家庭平均月收入在第四步中被剔除，影響為負。這與之前的大多研究都不相同，結合調查發現，雖然月收入有差距但大多相對集中在同一層次，支付意愿額度相對總體收入來說較小，對于此變量的考察有待進一步研究。政治身份在第五步被剔除，與預期不符，調查對象以普通群眾為多，黨員、村干部的比例較少，對樣本產生的作用可能不夠明顯或存在較大偏差。親朋是否有良好的環保意識和行為在第六步被剔除，影響為正，即有環保習慣的居民更容易被影響而選擇支付。居住地到垃圾收集點的距離最后被剔除，影響為正，即距離垃圾收集點遠的反而愿意支付，與預期不相符，結合被調查群眾反映，收集點距離遠造成自己不便，寧愿掏點錢也希望收集點能夠多一些、離自己家近一點，因而影響為正。
2）影響顯著的變量分析。從表4可以看到，年齡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在5%統計檢驗水平顯著，即年齡越大，支付意愿越強，這與預期相反。一般而言，年齡較小的人更容易接受新鮮事物，環保理念也更強。調查發現，農村年輕人大多在外打工，而年齡較大的則長期居住在農村，因而其對改善環境的意愿更加強烈。文化程度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在1%統計檢驗水平顯著，是影響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即學歷越高越傾向于支付，與預期一致，該變量每增加1個單位，支付意愿的發生比增加0.557個單位。健康狀況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在1%統計檢驗水平顯著，即越健康的人在污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越愿意呵護自己、重視自己的健康，與預期一致，該變量每增加1個單位，支付意愿的發生比增加0.698個單位。工作類別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在5%統計檢驗水平顯著，與預期一致。相對于無業、待業和農業農戶來講，從事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農戶更傾向于支付。環保理念宣傳程度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在1%統計檢驗水平顯著，即認為環保理念對自己產生影響越大的農戶越愿意支付，而認為沒有影響的則支付意愿較小，與預期一致。政策監督情況與支付意愿正相關，在1%統計檢驗水平顯著，即政策監督力度加大，支付意愿隨之增加，其改善環境的愿望也更強烈，與預期一致。
3.3.2 主成分分析 一般提取特征根大于1或者累積貢獻率達到75%以上的主成分。根據結果（表5）選取前3個主成分進行提取，得出其成分矩陣（表6）。
由表6可知，成分1、2、3的表達式分別為：
成分1中年齡和健康狀況指標較高，因此稱其為生理機能因素;成分2中環保理念宣傳程度和政策監督情況指標最高，可以稱其為制度因素;成分3中文化程度和工作類別指標最高，可以稱其為個人發展因素。根據以上結果可知，生理機能因素（年齡、健康狀況）對支付意愿的影響最大，達43.470%，制度因素（環保理念宣傳程度、政策監督情況）次之，達到19.868%，個人發展因素（文化程度和工作類別）最小，貢獻率為12.425%。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用條件價值評估法對山西省臨汾市農戶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進行了問卷調查，并用Logistic模型與主成分分析法（PCA）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山西省臨汾市農戶生活垃圾治理主動支付意愿較低，只有40.35%，支付費用平均為70.47元/（戶·年）;影響支付意愿的因素分別為年齡、健康狀況、環保理念宣傳程度、政策監督情況、文化程度和工作類別，其中年齡和健康狀況影響最大，環保理念宣傳程度和政策監督情況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類別最小。基于上述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優化建議。
1）健康始終是人們最基本的追求。分析研究問題時往往容易忽視最被需要的東西，建設生態文明、美麗鄉村應該把居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過程中，應充分把握這個基礎，以便更好地開展工作，獲得農戶支持。 2）加大環保教育宣傳，逐漸破除農戶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培養農民的主動環保意識。研究中大多數農戶都認為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體是政府和村委會，而沒有認識到自身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環保需要從我做起。
3）注重農民的意見。調查中大部分農戶表示生活垃圾基礎設施建設沒有征求過自己意見，因此對于支付治理費用持一般態度，可見要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增強農戶參與感與環保主人公意識。
4）加快建立健全農村垃圾治理模式。垃圾收集點少、距離遠、清理不及時、與農戶溝通少，加之負責人只是完成任務的態度，并未將生活垃圾治理真正重視起來，都是影響農戶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具體應該做到，規范清潔員的收集時間和運輸頻次、設置合理的垃圾集中點、為垃圾治理效果制定一套考核標準，逐步完善治理結構，形成系統的農村垃圾處理模式。
參考文獻：
[1] 岳立濤.小農社會化：對農村垃圾問題產生原因的重新審視[J].資源與環境經濟，2011（1）：25-29.
[2] 岳立濤.近十年國內農村垃圾問題研究綜述[J].中國環境管理，2010（4）：27-31.
[3] 戴曉霞.發達地區農村居民生活垃圾管理支付意愿研究——以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為例[D].杭州：浙江大學，2010.
[4] 林 剛，姜志德.農戶對生活垃圾集中處理的支付意愿研究——基于白水縣的農戶調研數據[J].生態經濟：學術版，2010（1）：351-355.
[5] 鄒 彥，姜志德.農戶生活垃圾集中處理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縣為例[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4）：27-31.
[6] 吳 建.農戶對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費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東省膠南市、菏澤市的實地調查[J].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4（2）：27-31.
[7] 梁增芳，肖新成，倪九派.三峽庫區農村生活垃圾處理支付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J].環境污染與防治，2014，36（9）：100-105.
[8] 韓智勇，梅自力，孔垂雪，等.西南地區農村生活垃圾特征與群眾環保意識[J].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15，31（3）：314-319.
[9] 許增巍.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農戶合作行為研究[D].陜西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6.
[10] 白金戈.臨汾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協調關系研究[D].山西臨汾：山西師范大學，2014.
[11] 秦迎穎.壓力型環境治理——臨汾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變遷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7.
[12] 張志強，徐中民，程國棟.條件價值評估法的發展與應用[J].地球科學進展，2003，18（3）：454-463.
[13] 朱 霖，李智勇，樊寶敏，等.北京妙峰山森林文化條件價值評估[J].林業科學，2015，51（6）：9-16.
[14] 張啟蒙，張 越.條件價值評估法在固體廢棄物管理研究中的應用[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38（5）：137-142.
[15] 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6] 王 艷，盧虹好.關中地區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影響因素問題研究[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17，27，（2）：52-59.
[17]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8] 賀雪峰.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J].政治學研究，2012（3）：61-69.
[19] 鐘柏昌，李 藝.問卷調查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的應用狀況分析[J].開放教育，2012，18（6）：74-79.
[20] 臨汾市統計局.臨汾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www.linfen.gov.cn/tongji/contents/25818/240587.
html，2018-12-27.
[21] 張 璋，汪青城.農村生活垃圾治理調查研究——基于支付意愿的視角[J].中國市場，2017（2）：134-137.
[22] 唐 旭，張 越，方向明.農村居民生活垃圾收運費用與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全國五省的調查[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8， 23（8）：204-211.
收稿日期：2019-01-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BJL038）
作者簡介：估海斌（1989-），男，山西臨汾人，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農村發展，（電話）18035780806（電子信箱）1194208396@qq.com; 通信作者，黨國英，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綠色創新與發展研究，（電子信箱）12836145@qq.com。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hailuomaifang.com/8/view-14893299.htm
